2025年3月3日，第97届奥斯卡奖终于揭晓。热门影片《粗野派》（The Brutalist，又称粗犷派建筑师）获得十项奥斯卡提名，并最终获得三项大奖。影片的名字“The Brutalist”包含有多层含义，其中就包括一种曾经盛行于20世纪中叶的建筑倾向。

部分贝聿铭设计的具有新粗野主义倾向特征的建筑

Part 1

从粗野艺术到新粗野主义

From Art Brut to New Brutalism 

早在20世纪40年代，颇受贝聿铭喜爱的法国艺术家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1901-1985）就提出了“粗野艺术”（Art Brut），他质疑当时传统的学院式艺术对审美、形式、思想性的依赖，将其批判为一种狭隘的精英主义观点，缺乏活力与社会相关性。他主张创作有“内在的冲动”的作品，以带来更强的艺术生命力。包括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爱德华多·鲍洛奇（Eduardo Paolozzi）、史密森夫妇（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等人深受其影响，并展开相关的设计实践。

贝聿铭在家中收藏了杜布菲的艺术作品

©NYTIMES

史密森夫妇将这种设计倾向称为为“新粗野主义”（New Brutalism），他们的实践中最大的特点便是建筑内部没有任何装饰，建筑表面为完全裸露的混凝土、砖或钢材，甚至也不会使用吊顶遮蔽各种水电设施与管道。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将新粗野主义的特征总结为以下几点：

1. 建筑成为醒目的图像，易于被理解和记忆；

2. 结构的清晰呈现；

3. 重视材料以及作为“现成物”的内在品质。

彼时的新粗野主义一度被视为一种流行于大西洋两岸乃至日本的建筑形式语汇，但这却与其最初的先锋性和出发点背道而驰。

工作中的史密森夫妇

贝聿铭先生一生鲜有讨论各种建筑理论和倾向，而他自己的作品却是建筑理论家和批评家最热衷的评论对象。他的一部分作品常被解读为受新粗野主义的影响，其中就包括美国大气研究中心、得梅因艺术中心和达拉斯市政厅。

Part 2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于1967年竣工。设计源于贝聿铭从当地印第安土著的悬崖居所中得到的灵感，融入有雕刻感的几何学结构，探索着建筑与其所融入的环境之间的关联。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贝聿铭在项目起始阶段，亲自考察了项目所在的山脉，并最终按照山体自然的弧度修建了山路，展现了他此时的美学观念：建筑应与其所在的土地融为一体。这种蜿蜒的路径设置也与其少年时代徜徉于苏州园林的经历密不可分。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NCAR创始主任Walter Orr Roberts

与贝聿铭在建筑前聊天

经过特殊加工红色混凝土以其坚实的几何形态与周围的旷野和红色的山丘形成了一种呼应。从远处看，建筑群落几乎消失在群山之中，融入自然又极具现代感。通过原始形状来表达简洁而有力的形式语言, 呈现出一个清晰有力的整体。

远望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Part 3

得梅因艺术中心

Des Moines Art Center Addition

得梅因美术馆的旧馆由伊利尔·沙里宁设计，并于1948年建成，在20年后由贝聿铭设计完成扩建工程。相较于之前的项目，贝先生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全新的挑战，即如何处理扩建的新馆与沙里宁设计的老馆之间的关系。

得梅因艺术中心

贝先生在原有建筑围合成的庭院开口处设置了一个新的建筑空间，以此来容纳两个雕塑厅和一个报告厅。如此一来，整个艺术中心的参观流线形成了闭环，参观者可以一次性游览完整个建筑。这种对参观流线的梳理，在之后的博物馆设计中成为了贝氏家族的常用手法，在梳理流线的过程中不仅使得功能空间的布局更加合理，同时也对参观者的观展体验进行了合理的规划，这种手法在之后的卢浮宫项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得梅因艺术中心室内

出于对老馆的尊重，贝先生在建筑立面的处理上也别出心裁。老馆的建筑表面是一层10厘米厚的石材饰面，而扩建部分的立面则是由凿石锤对混凝土表面加工处理后的真实表达，参观者可以看到混凝土骨料中本地石材的肌理。这种看起来像灯芯绒一样的蜜褐色立面，在与老建筑金色兰顿石材取得呼应的同时，也提示了二者之间的不同。

得梅因艺术中心

1969年，美国建筑师协会（AIA）同时授予贝先生两个AIA国家荣誉奖，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颁奖，得梅因艺术中心就是获奖作品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得梅因艺术中心和另一个获奖项目艾佛森美术馆是贝聿铭在博物馆、展览馆这一建筑类型最早的两次实践，这创造了美国建筑师协会在授奖历史上的新纪录。

得梅因艺术中心

Part 4

达拉斯市政厅

Dallas City Hall

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被刺杀后，举世震惊。之后，达拉斯以“仇恨之城”闻名于世，并被媒体称为右翼政治的温床，被当作是当时极端保守派运动的“磁铁”。达拉斯市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举措，改善人们对于达拉斯的看法。

达拉斯市政厅

彼时的达拉斯市长由德州仪器的前CEO埃里克·琼森临时担任。在其颇具雄心的城市更新计划中，最重要的就是修建一座新的市政厅，以取代已经成为负面新闻符号的老市政厅。在八名候选人中，贝聿铭脱颖而出，接下了这个颇具挑战的项目。

达拉斯市政厅与市民广场中的亨利·摩尔的雕塑

贝聿铭建议市政府买下了相邻的街区，将其作为市政厅的拓展市民公园，并劝说市长不仅市政厅会得益于这个公共广场，它也会激发地区活力，并刺激周围的地块价值上涨。项目建成几年后，果然如贝聿铭所预言，市政府在与美联储的土地交易中，一次性收回了当时17英亩土地的全部投资。

达拉斯市政厅与市民公园中的亨利·摩尔的雕塑

市政厅高34m，由下至上形成一个34°的斜坡，每一层都比下一层突出2.8m，每层的进深从底层的40米到顶楼逐渐增长为59m。这个斜坡形成一个巨型“门廊”，阻挡了达拉斯的炎炎夏日，仿佛在欢迎民众前来消暑纳凉。贝聿铭在之前项目中不断精进的混凝土技术也在这个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单体建筑上得以充分发挥。

达拉斯市政厅及市民广场

这些具有新粗野主义特征的作品，大都诞生于贝聿铭独立执业后的早期阶段，具有较为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和雕塑感的几何体量。相较于他扬名四海之后的作品，这些早期作品鲜少出现在公众话题之中。但这些作品在其职业生涯中的意义却不容忽视，也是我们理解他的重要线索。

独立执业不久的贝聿铭

其实相较于建筑在视觉上的风格倾向，《粗野派》影片中描绘的少数族裔在移民美国过程中的挣扎与彷徨，则更具代表性。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年轻建筑师，贝聿铭在建立贝氏家族建筑事业的过程中，也必定经受了各种考验。在另一部电影《我的建筑师：寻父之旅》(My Architect: A Son's Journey）中，贝聿铭曾在已故犹太裔建筑师路易斯·I·康（Louis Isadore Kahn）的儿子面前对其父亲不吝赞美之词，这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字面意思上称赞。两位建筑师，尽管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却都离开家乡，在大洋彼岸建筑界努力奋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贝聿铭对康的赞美，或许正来自这种共同经历的深层共鸣与尊重。

文稿 / 王正阳                编辑、视觉 / 王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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