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对于青年建筑设计师封伟在曼彻斯特建筑学院和利物浦大学在读期间的两个获奖项目进⾏了分析。这两个项目已⼴受媒体关注，但对其的论述多为最终的成果展示，并非对其背后的整个创作过程和逻辑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报道。其实，卓越的建筑远不止于形式的塑造与功能的满足，它更是一场与时间、记忆和场所的深刻对话。它并非简单地在场地上置入一个物体，而是通过对材料的感知、光影的编排、乃至声响的塑造，去营造一种独特的“氛围”（Atmosphere）。在这种氛围中，建筑成为记忆的容器与情感的共鸣腔，无声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并为未来的体验提供舞台。建筑设计师在此过程中，更像是一位考古学家与诗人，发掘并转译着场地的内在精神，最终以一种触动人心的、充满感官体验的方式，将其呈现于世。

利物浦圣路加教堂（St. Luke’s Church, Liverpool）

曼彻斯特威辛顿浴场（Fertisil Withington Bath）扩建

项⽬概况

项⽬名称：St. Luke’s Church, Liverpool

项目类型：本科毕业设计

就读大学：利物浦大学

项⽬位置：St Luke’s Bombed Out Church, Leece St, Liverpool L1 2TR

建筑⾯积：2500 m2

项目时间：2020年10⽉-2021年6月

建筑设计师：封伟

材料：⽊材、钢、红砖、混凝⼟、玻璃

项⽬名称：Fertisil Withington Bath

项目类型：硕士第一年设计

就读大学：曼彻斯特建筑学院

项⽬位置：Withington Baths & Leisure Centre, 30 Burton Rd, Withington, Manchester M20 3EB

建筑⾯积：2250 m2

项目时间：2023年10⽉-2024年6月

建筑设计师：封伟

材料：砖，赤土陶，压花玻璃，锌板，镀锌铜板，木材，镀锌钢

1 引言：一种诚实与在地的建筑学

瑞士建筑大师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曾深刻地指出，建筑的核心在于其营造的“氛围”（Atmosphere）——一种能够触动我们感官与记忆的、独特的场所感。他认为，好的建筑是生活的“敏感容器”，它通过材料的真实性、光影的诗意以及与记忆的深刻纠缠，与我们建立起直接的情感联系。本文所探讨的青年建筑设计师封伟在英国求学期间的两个获奖项目——利物浦圣路加教堂（St. Luke’s Church, Liverpool）改造与曼彻斯特威辛顿浴场（Fertisil Withington Bath）扩建，恰恰为卒姆托的建筑哲学提供了一对极佳的当代范本。

这两个项目均位于复杂的城市遗产环境中，并与当地社区有着强烈的连结。将它们并置分析，我们能看到一条清晰的、关于建筑思想不断深化的实践路径：从与一座静态的战争废墟进行尊重而审慎的修复性对话，到对一个活跃的社区“活态”遗产进行积极且富有生命力的培育。这一演进轨迹不仅彰显了卒姆托式建筑手法的适应性与深度，也为我们思考如何在历史的基石上，获得与场所文脉、时代精神相契合的高品质建造，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2 活态遗产中的层级对话：利物浦圣路加教堂的临时性介入与永久性共生

在当代建筑实践中，一个核心的哲学思辨在于如何将历史遗迹从一个主要强调物质真实性的静态‘纪念物’（monument），转化为一个动态的、由社区不断再创造的‘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这一深刻的范式转型，反映了自《威尼斯宪章》以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机构所推动的，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的遗产保护思想演变。这一概念强调通过适应性再利用、社区参与及功能的持续演进，使历史场所重新融入当代城市生活，从而保障其文化价值的延续性 。它并非试图“冻结时间” ，而是旨在建立一种新旧共生的关系。位于利物浦的圣路加教堂（St. Luke's Church）艺术中心项目，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极佳的实践范本。   

该场地本身承载着多重且复杂的价值。作为二级保护建筑（Grade II listed building），它在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作为二战空袭的遗迹，它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被炸毁的教堂”（The Bombed Out Church），是一个承载着集体记忆与牺牲精神的城市纪念地。这种“受伤”的地标身份，为任何建筑介入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何在引入新功能的同时，不削弱甚至强化其作为记忆场所的深刻内涵？   

圣路加教堂 – 现况

方案的场地策略展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它不再仅仅是对废墟的“内部激活”，而是旨在将整个场地重新“编织”回利物浦的城市肌理之中。其核心手法是创造一个全新的、面向社区的中央庭院，并以此为中心，组织复杂的内外流线。新扩建的建筑被策略性地放置在教堂遗址的南侧和东侧。这一决策是多重场地分析的必然结果。首先，该区域能接收到最充足的日照，这对于优化室内采光和最大化屋顶太阳能电池板的效率至关重要。其次，这一布局巧妙地避开了从城市主干道（如Bold Street）望向教堂的主要视线，从而保护了教堂作为城市地标的视觉完整性。新设计的核心是一个围合式的景观庭院。这个庭院并非被动产生的“剩余空间”，而是一个主动的、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核心元素。它如同一块磁石，将旧教堂、新建筑、公共入口以及周边景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富有活力的社交“容器”。在此基础上，设计对人流进行了精心的“编排”。公共主入口被设置在场地的西侧和南侧，直接面向城市人流；而艺术家和工作坊的入口则被安排在相对私密的东侧 。这种清晰的功能分区与流线分离，有效避免了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干扰，提升了整个艺术中心的功能效率。

圣路加教堂 – 场地策略分析图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场地策略在微观尺度上，竟与城市理论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关于“城市活力”的论述不谋而合。雅各布斯在其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出，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需要具备四个条件：混合的功能、小尺度的街区（高渗透性）、新旧建筑的混合以及高密度的人群。此建筑方案的设计恰恰在建筑尺度上实现了这些原则：它融合了公共、商业、创作等多种功能；庭院和多入口的设计创造了高度渗透的步行网络；新旧建筑的并置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层次的混合；而咖啡厅、商店和接待处的大面积玻璃立面，则形成了雅各布斯所倡导的“街道眼”（eyes on the street），为庭院提供了自然的监护，增强了空间的安全感与社区感。因此，该项目不仅是一个建筑，更是一个健康城市街区的缩影，它成功地将宏观的城市设计理论应用到了微观的建筑场地营造中，将一个孤立的废墟转变为一个充满生机、能够自我调节的社区中心。

方案的构造设计，是其建筑理念的最终物化。它通过两种截然不同但又内在统一的构造策略——内部的“轻触”与外部的“邻接”——完美地诠释了“尊重”与“共生”的深刻内涵。在教堂废墟内部的介入，是一次堪称典范的、充满克制与敬意的操作。其核心在于创造一个功能完整的全新内部空间，同时在结构上与脆弱的历史墙体完全脱离。新的屋顶结构由一个独立的柱-桁架体系支撑，而非依赖于原有的教堂墙壁。桁架被巧妙地设置在原有檐口线之上，新旧之间形成了一道明确的600mm的“缝隙”。这种结构上的“独立”，既是出于对历史遗迹的保护，也是一种建筑伦理的表达。然而，这种结构上的“独立”并非意味着空间记忆的割裂。恰恰相反，新结构的布局是对炸毁前教堂空间形态的一次深刻“转译”与致敬。通过对历史图纸与场地上残留痕迹的细致研究 ，新植入的柱网精确地遵循了原有中殿（nave）的柱列位置。更重要的是，方案在空间尺度上严格复刻了历史的记忆：新建的侧廊（aisles）与炸毁前的原始侧廊保持了完全相同的宽度，而通往圣坛的主通道宽度也得到了保留。这种对历史的尊重不仅体现在平面布局上，更延伸至垂直的维度。新屋顶的几何形态与结构韵律，也充分参考了被炸毁前的屋顶样式，并通过现代的参数化设计工具和轻质材料，进行了一次抽象化的、充满敬意的重述。这种处理手法，与意大利建筑大师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在遗产改造项目中的哲学思想高度一致。斯卡帕以其精湛的“节点”（joint）设计闻名，他善于在新旧元素交接处创造出清晰的、充满诗意的间隙，从而让历史的层次得以被阅读，而非被覆盖。圣路加教堂内部的介入同样采用了这种策略，新的柱-桁架体系如同一个被精确植入历史躯壳中的现代“内胆”，其间的“缝隙”既是结构的需要，也是一场关于时间和记忆的对话。

圣路加教堂 – 中殿屋顶设计（古与今）

圣路加教堂 – 高坛屋顶设计（古与今）

在材料选择上，内部介入部分采用了胶合木、玻璃和晶体硅太阳能电池板等现代材料。这种毫不掩饰的当代性，进一步强化了新旧之间的对比与对话，让参观者能够清晰地辨识出不同时代留下的印记。与内部介入的“戏剧性”对比不同，外部扩建部分则采取了一种更为“谦逊”和“低调”的策略。它如同一个安静的邻居，在形态和材料上都对历史主体表现出极大的尊重。扩建部分被严格控制为单层建筑，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和尊重原教堂的景观视线。其主要外墙材料选用了雪松木瓦（Cedar shingle），这一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是其颜色与教堂砂岩的色泽极为相似，旨在创造一种视觉上的和谐与融合。这种通过色彩和质感上的协调来达成新旧对话的方式，展现了设计师细腻的环境感知力。然而，这种外部的“谦逊”并未以牺牲内部的功能性为代价。扩建部分的内部饰面则完全遵循实用主义原则：工作坊和员工区的墙面采用简洁的白色抹灰，而艺术家工作室的墙面则使用了OSB定向刨花板，因为这种材料“便于艺术家在墙上悬挂物品” 。这是一个完全由功能驱动的务实选择。   

圣路加教堂 – 剖面轴测图（内部改建与外部扩建）

这个建筑项目最终也因为其对于木结构的创新应用以及对于充分尊重原有建筑遗产的室内设计荣获了由瑞典木业协会与利物浦大学颁发的瑞典木材学生建筑师奖亚军（Runner-up in the Swedish Wood Student Architect Award）以及Sikorski室内设计纪念奖（Winner Sikorski Memorial prize for interior design）的奖项。

圣路加教堂 – 教堂内部介入方案渲染图（古与今）

3 “建筑”培育——威辛顿浴场的社区共生实践

如果说利物浦圣路加教堂的改造是与一座凝固的战争废墟进行尊重而审慎的修复性对话，那么，在曼彻斯特建筑学院（MSA）完成的硕士作品——威辛顿浴场（Withington Baths）改造项目，则将这一思考推向了全新的维度。它所面对的，不再是一段尘封的记忆，而是一个由社区从关闭边缘奋力拯救、并由其亲自运营的、充满生命力的社会有机体。

威辛顿浴场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关于社区韧性的史诗。这座由曼彻斯特首任城市建筑师亨利·普莱斯（Henry Price）设计的爱德华时代建筑，自1913年开放以来，一直是当地社区生活的核心。2013年，市政厅因财政问题计划将其关闭，这一决定激起了强烈的社区反抗。最终，在2015年，一个名为“爱威辛顿浴场”（Love Withington Baths）的社区慈善信托基金成功接管了浴场的运营，使其免于消亡。这一背景决定了该项目的独特性：它所面对的并非冰冷的砖石，而是一个充满情感、记忆与强大社区凝聚力的“生命体”。建筑设计师的角色，不再是面对废墟的修复师，而更像是一位与社区共同培育未来的园丁。

威辛顿浴场 – 场地现况

尽管社区的努力使其得以幸存，但建筑本身的问题依然严峻。深入的场地分析揭示，建筑约有40%的空间未被有效利用，尤其是其中一座游泳池被完全隔断，改造成了健身房，其下方的空间则沦为杂物间。更关键的是，用于社交功能的空间仅占总面积的2%，这与一个社区中心应有的活力极不相称。与此同时，主要的收入来源——游泳、健身和共享办公——也因空间限制而无法充分发展。这些问题，正是建筑干预的切入点。设计的目标非常明确：通过重新激活闲置空间、优化功能布局，并增建必要的设施，来解决浴场在运营和社区服务中面临的实际困难，从而增强其自身的“造血”能力。

威辛顿浴场 – 健身房上方浪费的空间  

威辛顿浴场 – 健身房下方的杂物间

项目的核心概念“Fertisil”源于一种商业肥料品牌，其主要成分是硅酸钾。在植物学中，硅元素能强化植物的细胞壁，增强其对病害、干旱等外界压力的抵抗力，从而促进其健康生长。这个概念被巧妙地转译为一种建筑学隐喻：新的建筑干预，如同施予社区的“肥料”。它并非意图颠覆或压倒原有建筑的宏大姿态，而是一系列精准、有针对性的附加与改造。其目的在于滋养（nurture）“威辛顿浴场”这个已然存在的社会有机体，为其注入新的活力，提供其发展壮大所需的空间与设施“养分”，使其变得更健康、更具韧性。

威辛顿浴场 – 概念拼贴画

基于“Fertisil”的理念，设计采取了一系列清晰的策略来解决现有问题。首先是“解放”被压抑的空间。方案决定将被隔断的第二座游泳池恢复原貌，这不仅回应了社区的需求，也恢复了建筑的历史完整性。随之而来的问题——健身房的去处——则通过新建扩建部分来解决。其次是功能的“干湿分离”与重组。方案将游泳池、桑拿等“湿”空间集中在原建筑内，而将健身房、共享办公等“干”空间移至新建的扩建部分 。这一举措极大地优化了建筑的管理效率和使用体验。原建筑二楼难以到达的共享办公空间被置换为员工办公室，也体现了对运营便利性的细致考量。最后是与历史的对话。新扩建部分的建筑足迹（footprint）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借鉴了亨利·普莱斯原始设计图中未被实现的第三座泳池的轮廓。这是一种深刻的致敬，它将历史的遗憾转化为当代的机遇，让新建筑仿佛是完成了百年前未尽的篇章。

如果说“Fertisil”是项目的灵魂，那么其精心设计的立面便是这一灵魂的物质表达。它不仅回应了建筑的功能与美学，更深刻地体现了对人类使用者乃至非人类物种的“关怀”。新扩建部分的立面设计，始于对原爱德华风格建筑的深入研究。方案并未选择拙劣地模仿，而是采取了一种抽象转译的策略。毗邻原建筑的扩建部分，其立面上的圆弧形窗户，其曲率与原建筑的圆弧元素完全一致，仅在尺度上进行了等轴放大 。这在视觉上创造了一种既熟悉又新颖的连续感。材料上，新建筑以砖和赤陶为主，与原建筑的材质形成和谐的对话。而镀锌金属板（铜、锌）的运用，则暗示了一种工业感与耐久性，这些材料会随着时间流逝而产生美丽的铜绿，优雅地“变老”，体现了一种着眼于长远未来的设计哲学。

威辛顿浴场 – 扩建部分的立面推敲草图

威辛顿浴场 – 扩建部分的立面推敲草图

威辛顿浴场 – 扩建部分的立面推敲草图

该项目最具前瞻性的创举，在于其对“非人类客户”（non-human clients）的关注。这一思想源于其所在的曼彻斯特建筑学院“Some Kind of Nature”工作室的教学理念，该工作室旨在“重新定义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并“将人从设计过程的特权地位中去中心化”。在调研中，设计师关注到英国麻雀数量急剧下降的生态问题。受此启发，方案创新性地将立面的一部分设计为“鸟砖”（bird bricks）——一种为麻雀提供筑巢空间的建筑构件。这一设计深刻地呼应了女权主义思想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观点，她倡导我们应“与万物结亲”（making kin），建立跨物种的亲缘关系，共同应对生态危机。建筑立面在此不再仅仅是人类建筑的表皮，更成为了一个多物种共生的生态系统。更精妙的是，这些鸟砖的几何图案，抽象自浴场内部历史悠久的蓝铃花（bluebell）瓷砖。这一手法将建筑的内在历史记忆、装饰元素与外部的生态功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深刻而独特的在地性。它不仅为鸟类提供了庇护所，也为建筑本身赋予了新的文化与生态内涵。   

威辛顿浴场 – 蓝铃花瓷砖

威辛顿浴场 – 新立面的鸟砖和压花玻璃

对构造细节的极致追求，是该项目获得B15模型制作奖（B.15 Model Making Price）的关键。设计师通过一系列从1:50到1:20甚至1:2的大比例实体模型，反复推敲立面的材料质感、构造节点和光影效果。Withington Bath新扩建的结构设计最初设想采用纯粹的交错层压木材（CLT）体系，但在深化中发现，屋檐处的结构深度需达600mm，这将严重压缩室内可用空间。为解决这一矛盾，方案演进为一个由CLT主梁、定制化再生钢节点和钢制张力杆构成的精巧钢木混合体系。这一复杂结构的合理性与美感，通过一个1:20的大比例实体模型得到了严谨的验证。模型制作本身成为一种研究方法：从CNC切割高密度MDF板的失败，到转而采用更高精度的SAF粉末3D打印技术制作复杂的定制节点；从因未能充分考虑荷载传递顺序而导致的意外坍塌，到吸取教训后采用更符合逻辑的、循序渐进的装配策略，最终成功地将这个“蜘蛛网”般的结构体系物理性地呈现出来。这个充满艰辛的营造过程，完美诠释了理论家肯尼思·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所强调的“构造诗学”（Tectonic Poetics）——即建筑的意义不仅在于最终的形式，更在于其建造逻辑和材料的真实表达。   

威辛顿浴场 – 多功能厅的结构

威辛顿浴场 – 多功能厅渲染图

威辛顿浴场 – 1：20结构模型（正面）

威辛顿浴场 – 1：20结构模型细部

威辛顿浴场 – 1：50立面模型

威辛顿浴场 – 1：2立面鸟砖模型（外部）  

威辛顿浴场 – 1：2立面鸟砖模型（内部）

4 结语：从历史守护到未来培育

将圣路加教堂与威辛顿浴场两个项目并置分析，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关于建筑思想不断深化的实践路径。两者都摒弃了空洞的文化口号与预设的风格形式，以一种直面问题的真诚态度，为各自复杂的场地限制与功能要求，提供了清晰、逻辑自洽且充满智慧的解答。

然而，在这条路径中，我们更能看到一种可贵的演进。在利物浦的圣路加教堂，面对一座承载着沉痛记忆的废墟，设计策略是“对话”与“分离”——通过一个结构独立的“新”，来激活并守护那个不可触碰的“旧”，在尊重的前提下建立一种新旧共存的秩序。这让人联想到建筑理论家肯尼思·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所倡导的“批判性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即批判性地吸收现代建筑的进步特质，同时又对特定场所的文脉做出深刻回应。   

而在曼彻斯特，面对一个充满社区活力的“活态遗产”，策略则演变为“培育”与“共生”。建筑化身为“肥料”，以一种滋养的姿态，主动融入并催化一个社会有机体的健康成长，甚至将关怀的对象扩展至麻雀等非人类物种。这不仅是对建筑根本问题的深化，更触及了后人类主义的生态哲学，展现了惊人的观念成熟度。

在当下这个常常被过度符号化、品牌化和形式主义所困扰的建筑时代，封伟的这两个学术作品以其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深刻，有力地证明了回归建筑根本问题的价值。它告诉我们，地域主义并非某种风格样式，而是一种源于对场所环境与项目自身条件的诚实回应。当一位建筑设计师能够以最大的真诚与智慧，去面对场地、材料、功能、建造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时，他所创造的建筑，便自然能获得与其场所文脉、时代精神相契合的、独一无二的魅力与高贵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