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TOP的一个关键词是——

“创新区”

所谓创新区，就是指那些汇聚领先的研发机构、企业集群以及初创企业、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的地理区域。这些创新区空间紧凑、交通便利、通信网络顺畅，并提供办公楼宇、商业公寓、居民住宅、零售中心等配套设施。创新区强有力地推动创新、促进经济包容性、可持续性增长的潜力。

那，从设计的角度，如何才能真正营造一个“创新区”，创造共享价值呢？

我们今天想与大家聊一聊PlaceMaking，即：场所营造。

它可以在吸引、保留和培养人才的综合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改善创新者之间的网络和交流流动，使区域成为一个独特的、令人难忘的目的地。

那，创新区的Place Making有什么指导性的原则呢？从我们对于全球案例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了一下原则：

通常，大公司，甚至大学，都希望使用昂贵的建筑大师设计的建筑或公共空间来彰显自己的声望与品牌，但，说实在的，这些投资不管在从财务、运营及社会效应等方面，并不是一场划算的生意。

为什么？

因为，对于创新区及创新人士来说，重要的不是建筑本身，而是人的连接。所以，真正有价值的是能见度，能见度提高了“开放式创新”的价值：

当一个公司看到邻居公司在做什么时，可能会促使这家公司采用邻居的产品或展示技术来迭代自己的产品或公司，甚至会与邻居公司有合作。而如果有一百个公司这样做，这一动态网络的价值就会爆发，这一复杂的自组织的经济关系网络会推动每一个公司都尝试新事物，迸发创意与合作。

创新区最好就像市场一样，公开地传达最新的想法，这样才能挑战每个人都做得更好！所以，如果你在规划设计创新区，可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目前，我们在私下做的什么，

可以搬到公共场合来做？

这个问题有许多答案。这里仅举几例：

可以把建筑底层空间变得透明，甚至提供路道，用来展示本座建筑企业里的工作（这在我们实际设计的很多案例里都有做到）；在公共场所或咖啡店提供电源插座和wifi，增加人们在公共场所逗留、工作和思考的时间；基于城市的初创公司，可以在公共空间提供测试产品和服务的功能。

这方面一个很好的案例是：瑞典的Kista科技城将两公里长的公共街道变成了实验室（如下图）：包括灯光、公交车、公车站、屋顶、长凳和其他公共设施，公司们可以在这里实验无人驾驶汽车、蜂窝通信、低Wi-Fi传感器等新产品新技术，得到真实的应用反馈。每年每家公司的花费为2000美元。

通过这些策略，创新区就可以创建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而不是让国际顶尖建筑事务所进行军备竞赛，这种竞赛的结果很多时候都是让上海看起来像悉尼，悉尼像伦敦，到处都是有迪士尼。

不过，目前的挑战越来越大，举个例子，千禧一代即使在硅谷工作，但是不会选择居住在硅谷，而是住在三藩市，城市符合他们活泼的生活方式，同时包容性更强，能容纳更多的外来人才。

我们对比了世界上很多郊区产业园，公司吸引员工是通过在园区内部形成一个虚拟的功能更主要街道，比如食堂、健身房、游戏空间，便利店，甚至剧院、保龄球馆、美容院。这种趋势即便是在今天，科技巨头中也非常流行，比如谷歌的总部 - googleplex.

但这些设施需要大量补贴，因为它们效率低下，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的。像谷歌和脸谱网这样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能够将这种奢侈品与其他优先事项进行平衡，但初创公司和小型供应商却不能这样做。

而在城市创新区，汇集了足够的零售和多用途的公共空间（以及居民和游客补充了不行的流动人口）大公司组织可以将这部分生活配套成本与年轻和小企业分享，甚至不用自己搭建生活配套。

比如亚马逊在伦敦“硅环岛 sillicon roundabout”的总部，这里有大量前卫的设计工作室、美到炸的艺术展馆、各种酒吧、餐厅、精品店、健身房…… 这些服务更多元，更具有活力，这是新一代工作者所适应的活泼的生活方式。所以，亚马逊把这些郊区化的传统功能全砍了，给到员工一个更纯粹的总部。而且，多元化的产业生态配套也能更良性地发展。

创新区附近往往是低收入社区，但创新区一带的人群的收入一般会高很多，同时，创新区在不断生长扩大，需要低收入社区手中大量的物理资产。

所以，很多案例中，创新区与周边社区的关系往往是脆弱的，甚至是有敌意的。如果创新区与原本的低收入社区共担责任、共享利益，那么附近居民可以成为强大的盟友，反之，同等强大的对手。

正如Jane Jacobs曾经说过的，“新思想需要古老的建筑”，而不是将建筑拆掉重来，甚至不需要打磨这些隐藏的宝石，雅可布建议：这些建筑是重要的经济资产。他们增加了邻里的多样性，凭着低收入和无利润提供给初始团队一个他们不用补贴就可以负担得起的的地方。

比如，在美剧《硅谷》中，房东给创业者提供住房，而创业者允许房东占一部分股份，这就是一个合作共赢的典范。

更重要的是，现有建筑的乡土风格或历史风格可以帮助支撑一个地区的形象，还能支持当地企业，保持街道的活力和安全；社区的人们可以参加创新区提供的教育和培训机会，这也为创新区提供了保持竞争力所需要的未来的人才，我们之前的案例中介绍到：商业软件服务巨头甲骨文直接将自己的一部分办公总部送给了附近社区的学校！

“牢固纽带”将人和企业连接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内，建立起一个能让信任、协作和信息共享更深层次的实践社区。另一方面，“弱关系”将人和公司更松散地连接在各个领域，并提供了在现有网络之外的新信息、新联系人和业务线索的通路。

舒适，方便、有很多事情地方发生的地方有助于建立这两种社交（强链接与弱链接）。它们是正式的社会交往可以发生的物理空间，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意外地碰到彼此的空间。

“第三空间”，像咖啡店和酒吧，可以为社会机遇注入丰富的活力，因为没有职场等级，更能连接人，文化和组织。

此外，最好的公共空间，能吸引更多的人形成小组。

在俄克拉荷马城的创新区里对员工和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三分之二的偶然的社会互动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熟人，表明在促进新的社会关系中，群体的重要性。

换句话说，建立一个人们想与朋友和同事交流共享的地方，有助于建立一个自组织的网络，连接和连接社会资本，这对创新很有价值。

邻近性的本质是建立联系和提升效率，而伟大的街道在这一方面非常有效：

例如，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偶然的社会交往对他们的工作或研究有价值，

然而，数据显示：在肯德尔广场有84%的受访者报告过这种互动，俄克拉荷马城只有55%的受访者有过这样的体验。这两个地区为什么会差距30%？

这种社会交往发生的地点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在适宜步行的Kendall Square，像餐厅、广场或街道这样的公开空间，显然比以汽车为主的俄克拉荷马城发生偶遇的机会要大得多。

在车行城市中，面对面交流的成本非常高。

在哈佛商业评论最近的一项研究中，95%的受访者认为：面对面的会议对于建立和维持牢固的商业关系，以及完成从客户开发到谈判到克服文化障碍的各种具体任务至关重要。

因为，人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情绪及环境的影响，网络协作很高效，但是员工之间通常都在讨论工作事物，并且物理距离很远，很难有心灵上的沟通。面对面的沟通会更好地帮助员工之间建立情感，更好地相互协作。

其实，创新区的人才不满足只在区域内交流，他们外出频繁，随时需要跨越城市及国家交流，所以对城际交通的可达性与便捷性要求很高。

所以，我们需要重视创新社区与更大城市区域的连通性，重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快速连接创新区与周边城市群。这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共交通投资等。创新区需要与更广泛的大都市圈发展目标相互连接，以规避创新区“孤岛化”发展。

对创新区来说，多元化的通勤方式意味着企业可以找到更便宜的空间区外，同时得益于其资产；这意味着区内企业可以与区域外合作，成本不一定高；它也意味着区员工有更大的选择居住和生活方式的选择。

比如：粤港澳大湾区覆盖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覆盖3亿多人口。过去的20年中，整个大湾区培育了华为、中兴、格力、顺丰、大疆等等一大批领军企业，其内部的交通连接非常发达。

敏捷、“精益创业”等相同的理念也可以应用于建筑环境的设计。

因为，当物理空间一旦落成，最终用户就是功能需求的专家，而不是规划师与设计师。

所以，在公共空间的打造上，原则就是“精益”：更轻，更快，更便宜。运营成本显然比资本成本要高。简言之，改善公共空间最有效的办法往往是廉价的、非永久性的干预措施，而且近期就可以完成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想法不起作用，那就赶紧放弃，并重新尝试新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渐进的方法将产生最佳结果，同时避免纠正昂贵、耗时的错误。

一个好的做法是：先吸引人，进入区域互动，并在公共区域培育简单低价的绿植，并鼓励人们自由走动，根据人们的行动习惯，再进行绿化的完善。最大程度地贴合人们的使用习惯，同时节省了成本。

希望这七条原则可以为创新区的公共空间规划设计带来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