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建筑中国周刊》，ARCHINA建筑中国网

时间：2012年8月30日

地点：AECOM上海办公室

受访人：郑可   AECOM中国区建筑设计高级执行董事、设计总监

记者：顾茹彬

郑可先生现任AECOM建筑设计高级执行董事、设计总监，曾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建筑历史与理论并取得学位的他，如今在作品创作与团队管理之余，同时也进行着“城市发展与社会住宅”方面的研究。本次采访中，郑先生从欧洲的历史经验谈起，并细述了中国社会住宅所面临的挑战。他认为，社会住宅的发展状况直接体现了城市的人文关怀以及诸多社会现象，它是真正考量建筑本质的载体。

《建筑中国周刊》：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住宅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建筑，适用于哪些人群？

郑可：我认为不能把社会住宅简单地看做一种建筑类型，而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它的起源也不是纯粹的建筑演化，而是随城市发展同步而成的。所以，在进行研究时我通常把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统称“社会住宅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在欧洲，为学生、艺术家、工人、部分公务员等解决居住问题的方式都可以归于社会住宅；而现在国内大力发展的各种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住宅，实际上也都属于社会住宅。

《建筑中国周刊》：中国近几年的房价着实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和焦虑，而保障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出台很大程度上使这个问题得以改善。那么在欧洲，当时是什么原因催生了他们的社会住宅？

郑可：18、19世纪，由于工业化发展，城市快速膨胀，欧洲面临着大量从农村涌入城市的人口居住问题。这部分新居民既是生产大军，又是社会弱势群体，于是一些企业家和社会、宗教团体提出要将生活和生产结合起来。早前的花园城市、理想城市，包括稍晚一些的城市有机疏散，都是源于此初衷。

社会住宅真正得到大规模发展则是与两次世界大战有关，特别是二战前后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这个问题无法由个人来解决，需要牵动政府和社会，最终社会住宅的概念就从诸多解决办法中归纳形成了。

《建筑中国周刊》：要在短暂的时间内解决庞大的人口居住问题，势必会对建筑大片大片简单复制，这会造成哪些弊端呢？

郑可：事实上在英国和法国，这样的问题特别明显。尽管当时目的很明确——消除贫民窟，使每个居民享有正常的住宿、卫生、炊事设备。可是后来渐渐地，很多问题都冒了出来。由于建造大量社会住宅的同时必须控制成本，所以很多配套都无法妥善跟上，有些甚至连基本的配套都没有。社会弱势群体慢慢地聚集在这些住宅小区中，很多的社会问题也随之滋生，这种大批量集中建造的弊端便显露出来了。

《建筑中国周刊》：后来欧洲政府是如何解决这种状况的？

郑可：具体分了很多的阶段。比如五六十年代的卫星城，它是由霍德华提出的花园城市发展而来的，把居住、工作、交通、娱乐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出发点就是改善社会居住空间和减轻对中心城市的负担。

再比如泛社会住宅概念，它没有把社会住宅单独集中在某一区域内，而是将它深入到所有的城市空间。举个例子，一般超过5万人以上的居住城市或乡镇，必须配备20%的社会住宅，其他规模的城市也应有其相应的配比。

《建筑中国周刊》：我们的社会住宅大多集中在了城乡接合部，现在看来，这是否将穷人和富人划分开了呢？

郑可：穷人融入到社会发展当中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会对黄金地段的商业价值产生影响。开发商花钱买地是为了赚钱，可有一部分分给穷人居住，他们就会减少利润。这些问题都无法避免，欧洲也出现过类似问题。

我们现在可能还处在一个从无到有的量变阶段。但正因为中国起步晚，所以起点也高，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建造副中心，建造综合型城市的方式，而非仅仅局限于建造居住空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将来的中国也会慢慢采用更加合理化、均衡化、优化社会结构的方式。

《建筑中国周刊》：关于社会住宅的投资模式或开发模式，欧洲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郑可：欧洲的融资渠道比较多，直接的有来自政府的、社会团体的、宗教团体的、慈善机构的，也有来自私人的资源。除此之外，欧洲也会建立专门的金融机构代为融资，起到一个甲方的作用，这些金融机构内部一般都会下设组织、建造等不同职能的团队。但凡参与住宅建设和资金投入的单位或个人，均能享有政府优惠，渠道甚多，方法甚广，主要是他们意识到社会住宅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政府。需要各级政府制定一系列有利于社会住宅发展的政策，如土地、税收、准入机制等等。

《建筑中国周刊》：社会住宅的大力推动对商品房发展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吗？

郑可：我觉得不会，因为它们针对的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有资格去享有社会住宅的人通常没有经济实力去购买商品房，除非政府给予补贴，让他们有购买或租借商品房的能力，这种方式就像我刚才说的欧洲的例子一样。政府把纳税人的钱进行社会再分配，使弱势群体能够住上房；而商品房则是私人投资建造、在市场上流通，遵循市场经济法则，两条线不交叉。

《建筑中国周刊》：社会住宅成本比较低，怎么样保证它不被富人占有？欧洲政府是如何管理和监督社会住宅的申请及分配的？

郑可：欧洲有一套合理控制的体系，严格监管申请和退出。在申请时，社会各界会定期来审理申请材料，根据家庭收入、人口的组成情况来判断是否有资格申请。而后，一旦收入情况得到改善就必须迁出社会住宅。

但在中国这样的严格控制就比较难以实现了，因为居民的个人收入不一定非常透明。要完善进入退出政策，还需要各方面的配合。

《建筑中国周刊》：在规划设计上，社会住宅与商品房有哪些区别？

郑可：从心态上来说，我们应该平等对待社会住宅与商品住宅，它们一样需要好的环境和好的配套。特别要注重的是，合理的公共空间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这需要花精力去设计。另外还要顾及到家庭组成，往往社会住宅里面的家庭人口普遍较多，三代同堂亦很常见。

反观商品住宅，它通常需要很多在基本需求以外的投入，譬如商业包装、豪华装修、移植名贵树种等等。我认为社会住宅更能体现居住的本质，更强调居住条件、居住场所、居住方式、居住质量的改善。

《建筑中国周刊》：AECOM未来会不会涉猎到社会住宅方面？

郑可：一定会的，我们现在正朝这个方面努力。在欧洲，很多设计大师都做社会住宅，并造就了很多杰出的作品。目前，国内这方面的成绩还远远不够，作为设计师，我想我们应该带头迈好第一步，尽量让我们的努力影响到政府，让社会各界都认识到社会住宅的重要性，而后将它体现在城市规划中，再逐步落实到单体建筑上。

实际上，我感觉社会住宅更容易出优秀作品，因为它体现了建筑的本质，而非仅仅制作一件漂亮外套，真正做到了用建筑本身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