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年春天，在位于伦敦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里，一名员工正坐在世界上第一间办公室里给朋友写信。

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在这座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楼里工作的新奇，或是作为一个会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改变世界的机构中一员的兴奋。

“你不知道这有多无聊，”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写道，“日复一日，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在这段黄金时间里待在四面是墙的封闭空间中，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没有一点宽慰，这是多么令人讨厌。”

他的信越来越缺乏热情，因为他希望在坟墓和办公桌之间，能有几年时间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不管怎样”，他总结道，“它们（坟墓和办公桌）都是一样的。”

兰姆写作的那个世界早已远去，声名狼藉的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惨淡收场，它最著名的遗产——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也在一个世纪后解体，但兰姆的信在今天仍能引起共鸣。因为尽管其他帝国已经倒下，但办公室的帝国已经占据了现代职业生活。

办公室帝国的规模是惊人的，它拥有数以亿计的人口，遍布世界各地。

它主宰着我们城市的天际线，城市里最高的建筑不再是大教堂或寺庙，而是多层的水泥大桶——里面挤满了工人。

它描绘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画面：如果你是办公室帝国的勤劳公民，你醒着的时候，会花更多的时间和你左边那个把自己的备用鞋踢到你脚边的讨厌同事在一起，而不是陪伴你的丈夫、妻子、爱人或孩子。

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你曾经的生活。今年春天，几乎一夜之间，全世界的办公室都空了。

在纽约、巴黎、马德里和米兰，办公室已经为返工做好了准备，但却没再等来通勤者们。

空荡荡的电梯上去又下来，向同样空荡荡的门廊朗读着楼层号码；办公室里的冷水机嗡嗡工作，发出汩汩水声，冷却的水却没人来喝。

当下，办公室生活在疫情面前被迫按下了暂停键。其实，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办公室帝国的统治就有动摇的迹象。

租金上涨、数字革命和对灵活工作方式的需求增加，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不在办公室工作。

超过一半的美国劳动力已经远程工作，至少在某些时候是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十年来居家办公的人数一直在稳步上升。

权威人士预测，这一数字还会进一步增加。没有人想到，如此快就会出现戏剧性的增长。

现在说办公室时代结束还为时过早。就像突然失去任何东西一样，我们许多人发现自己陷于矛盾的情绪中。

当我们要准备迎接不修边幅、穿着慢跑裤的居家办公生活(Work From Home，WFH），从日常通勤中解脱出来，从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所描述的“讨厌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不免心怀些许遗憾和怀旧之情。

但我们不应该让多愁善感蒙蔽了自己，长久以来，办公室空间的缺陷一直存在。

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是世界上第一家提供办公室的公司，其建筑更多的是为了炫耀，而不是为了工作。

每一句石碑上的训诫，每一级坚实的大理石台阶，每一根优雅的帕拉第安石柱，都是为了充分表明公司的顺畅运作和盈利能力。显而易见，这毫无意义。

为了确保效率而创建的办公室，公司立即利用制度化优势战胜了怠工。于是，一场优雅的军备竞赛开始了——经理们试图让他们的下属干活，而下属们则竭力避免。兰姆工作的东印度大厦（East India House）在微观管理方面甚至可以与呼叫中心一较高下。

19世纪初，该公司推出了考勤簿制度，员工到达、离开公司需要签到，甚至工作时间每隔15分钟都要签到一次。但事实证明它并没有多大用处。“这让多德维尔（Dodwell）十分苦恼”，兰姆写道，“他一份报纸都没读完，就要签到六次甚至七次。”

第一批办公室是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开办的，如东印度公司。

管理一个国家，更不用说一个帝国，往往需要大量的文件来推动——事实证明，当所有办事官员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时，管理起来会更简单。

但真正改变一切的是工业革命：煤、钢和蒸汽，使英国纺织业迅速崛起，铁路在城乡间畅通。

新的蒸汽火车载着越来越多的工人进入城市，他们坐在办公桌前从事辅助职业，如金融、法律、零售业，这些行业在重工业的支撑下蓬勃发展。

乡村的缓慢节奏再也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曾经拼凑的、零碎的、靠天吃饭的工作，逐渐演化成为生活本身的底色。

办公室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并不在建筑本身，而在我们的生活——我们花费在办公室里的时间。这一点在许多早期社会是陌生的。

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古典文学教授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指出，罗马精英们在努力尽可能地“关掉”自己。“我们在休闲和工作之间的划分与罗马是相反的。对我们来说，工作占据了我们大部分时间，工作之余才是我们的休闲时间。”

在罗马，精英们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们普遍情况下的状态是休闲（otium）；有时，不在休闲而是在做生意，称为谈判（negotium）。虽然英语单词“business”的含义有一种行动和勤奋的意味，但拉丁语中的“neg-otium”（字面意思是“不是休闲”），几乎有一种勉强被否定的快乐感。

罗马人不需要去特定的地点工作。他们的平板电脑和触控笔和我们的一样便携，罗马精英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

两千年前，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一个作家和律师，给他的朋友塔西佗（Tacitus）写了一封信。他说，他发现了一种绝妙的新工作方法。他决定把工作和狩猎结合起来，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前处理事务。

他坐在渔网旁边，“我的身边带的不是野猪矛或标枪，而是铅笔和石板。” 小普林尼在尝试了一段时间“狩猎场办公室”以后，感受到了新工作方式带来的乐趣，得出结论说，这是一种非常富有成效的工作方式，“锻炼能让身体更加轻快和高效”，最后，他建议塔西佗，“无论什么时候打猎，都要随身携带石板。”

很少有办公室职员能被纵容到这种程度。

在20世纪，曾经的工厂设计师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设计办公室。在办公室，生产机器变成了人，输出的产品变成了纸，但是根据推断，工厂设计师的理念在这里或许同样适用。

在美国，一个配备了秒表的团队，坚信运转良好的办公室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记录了每项任务需要花费的时间。任何会增加额外时间的事项都会被他们记录在案。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在19世纪90年代率先进行了时间-动机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员工坐在一排排平的桌子前工作，就像在学校的考场里面一样时，工作效率最高。

后续研究发现，当研究人员对员工进行观察时，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工作表现在是最好的，但这一点似乎无关紧要——开放式办公室诞生了。

如今，再进行办公室“时间-动机”研究时，结果可能令人沮丧。

办公室工作不仅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还占据了其中最好的一部分——我们头脑清醒、精力充沛的时间。对居住者来说，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个空壳。

贝恩咨询公司（Bain & Company） 2014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多数经理每周至少花20个小时在公司开会，相当于人一生整整5年的时间。理智地回头想想，许多这样的会议本是没有必要的。

但完成工作从来都不是办公室的真正意义所在。

2004年，在法国电力公司(EDF)工作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家珂琳娜·梅耶（Corinne Maier）出版了一本名为《你好，懒惰》（Bonjour paresse，亦或Hello lazy）的书，对企业文化的批判立即成为国际主流。

梅耶认为，办公室不仅无助于提高效率，还“毫无用处”，因为员工们“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开会、说行话上，实际上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此后，她专注于自己的项目，包括写一篇学术论文和几本书。她高兴地说：“我当时非常有效率。”显然，法国电力公司认为，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效率，于是她被送到了纪律听证会上。

梅耶可能会成为畅销书作家，但进行以办公室为主题的写作至少在西方并不是一夜成名的捷径。

兰姆和他的信是一个典型——这是他在春天写的第一封信，而与他通信的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 华兹华斯每天都在湖区（Lake District）散步，在他的笔下，字里行间随处可见水中飞舞的水仙花。

• 相比之下，兰姆生活在伦敦金融区，他的书页里充斥着茶叶的价格。

虽然，我们过着兰姆的生活，但华兹华斯的文字往往更值得我们记住。

除了诗歌以外，以办公室为主题的小说也寥寥无几（在中国，最畅销的小说家写《公务员笔记本》（“The Civil Servant’s Notebook”）这样令人兴奋的书名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尽管许多伟大的作家，包括巴尔扎克（Balzac）、狄更斯（Dickens）、福楼拜（Flaubert）、梅尔维尔（Melville）和卡夫卡（Kafka）都曾探讨过这个话题，但他们更多地是在讽刺而不是夸赞。

美国小说家约书亚·费里斯（Joshua Ferris）凭借《然后我们走到尽头》（Then We Came to the End）赢得了文学上的喝彩——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叙事，展示了企业身份对个人性格的抹杀。

但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办公室，往往并没有呈现在文学作品中。相比之下，提到办公室的诗人们则更加刻薄。

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希望天降炸弹把办公室的空调和公司明亮的餐厅统统“炸成碎片”。

美国诗人艾略特（T.S. Eliot）曾经在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工作，他看到成群的通勤者穿过伦敦桥（London Bridge），就像但丁眼中的地狱，在《荒原》（The Waste Land）中，他提到“我从没想过死亡毁灭了这么多人”（I had not thought death had undone so many）。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则嘲笑办公室职员们“腿瘦、脸色苍白、胸部凹陷”（minute leg, chalky face and hollow chest） 。

这类攻击本身还是有不少优势的，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批判地看待办公室。

从美学上来讲，最近有许多令人尴尬的例子：古罗马有圆形大剧场（the Colosseum），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有布鲁内莱斯基的穹顶（the Brunelleschi’s dome），拜占庭有圣索菲亚大教堂（the Hagia Sophia），而我们只有无数可以互相替代的“玻璃和钢铁盒子”。

英国设计师托马斯·赫斯维克（Thomas Heatherwick）表示，这是因为办公室设计——实际上所有公共建筑的设计——都很“懒”。

他认为，在过去，工作地点可以“仅仅是工作台而已”，很大程度上正如商店可以“仅仅是堆满袜子和内裤的地方”。

而数字革命意味着，这种“自我满足”的设计有可能导致办公室被淘汰。海德威克认为，现在，你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让员工离开家去办公室办公，否则员工会认为“为什么要去办公室工作”？现在是重整办公室的时候了。

这种假装和做作也是非常美妙的——当我们现在居家工作，身处小孩子、面包屑和脏衣服之中，就会意识到办公室假惺惺的有理有条也不失为一种短暂的解放。

这让每一天的离开和到达都有了自己节奏。穿上一件熨得整整齐齐的丝绸衬衫或干脆利落的西装离开家，这可能有些做作，但凯拉韦（Kellaway）说，“工作的美妙之处在于……它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我们都受够了自己，是工作让我们有了成为另一个人的机会，哪怕让人有一点印象的人，也足够诱人了。”当这小小的逃离机会也被剥夺的时候，这种诱惑只增不减。

而办公室建筑的设计似乎愈发画风清奇，就像一本正经的老父亲出现在了迪斯科舞厅——大胆的建筑师们打破了传统，把建筑做成了黄瓜、奶酪刨丝器和对讲机的形状，这仅仅发生在伦敦。

为了改变内部陈旧的空间，初创公司引进了乒乓球桌和球坑（Heatherwick嗤之以鼻，称之为“愚蠢的乐趣”）。同时，他们给员工提供免费食物，试图让员工们永远在他们的怀抱中——当你的公司会为你提供比家里的泡面更美味的食物时，谁还想要回家吃晚饭呢？

然后是WeWork，一家转租公司，给员工发放免费饼干和啤酒，不知怎么地赢得了狂热的追捧。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他长得像美泰（Mattel）重塑的基督，头发像肯恩（Ken）一样凌乱，牙齿洁白耀眼，坚信自己有能力将员工从没有黄瓜水和多肉植物的办公室地狱中拯救出来。

挺长一段时间里，每个人都相信诺伊曼。直到去年，WeWork的估值跌至此前提出的470亿美元估值的六分之一，诺伊曼辞职。

当然，办公室不仅仅是提供高级零食的地方，海斯维克（Heatherwick）认为，它们应该是鼓舞人心的“寺庙”，让人们愿意追随为其辛勤劳作，是让人们欣赏甚至热爱的美丽地方。很有说服力的是，虽然他的公司有办公室，但他把它们称为工作室。“‘办公室’这个词，”赫斯维克说，“击垮了我。”

办公室不仅对眼睛有害，而且对身体有害。坐着不像吸烟那样有害健康，但它肯定不会对你有任何好处。久坐会增加患心脏病、Ⅱ型糖尿病、某些癌症和各种背部疾病的风险。办公室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部门老大更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雇佣员工，从而延续男性特权。

2018年，在富时100指数（FTSE 100）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被称为史蒂夫（Steve）的男性比女性还要多。

甚至对女性来说，办公室往往是比男性更让人身体不舒服的地方：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办公室温度的设定通常更适合一个体重154磅、40岁的男性（可能叫史蒂夫）的代谢率——男人舒适，女性冻僵。

此外，办公室有更深远的、父权社会的治理策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对待孩子，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考虑孩子的存在。

在历史上，工作场所都完全忽视了孩子的存在。

银行的双胞胎兄弟来到他们父亲在《欢乐满人间》（Mary Poppins）工作的地方，引发了存款挤兑，这显示了孩子们来到办公室的可怕后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们的妻子“家里的天使”，默认有关孩子的一切都由天使来负责。

在20世纪，当女性开始进入职场，男性眼中的“天使”似乎失去了翅膀——而面对这一社会变化，办公室选择了无视，没有做出任何让步。

结果，职场女性不得不背负巨大的压力，同时成为“家中的天使”和办公室的高管。更具考验的是，她们还要忍受没完没了的照片——西装革履的女性抱着孩子，顶着被孩子扯得凌乱不堪的头发。出版业中出现一个小分支，发行了一些带有抱怨意味的书籍，例如《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I Don’t Know How She Does It）。

尽管要面对通勤、同事，坐一整天和开无聊的会议，办公室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别的东西：快乐。

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为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撰写了一篇关于办公室生活荒谬的长篇专栏，谈论我们在办公室里夸张的“虚伪表现”——“我们假装我们总是西装革履井井有条的，我们完全是专业的，我们是充满人情味的”。或许是因为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在家里一定是糟糕的、凌乱的，随随便便就可以放屁而无需顾忌。 

因此，虽然办公室遭受种种诟病，但也有理由对它的未来感到乐观。

赫斯维克（Heatherwick）提到，这段时间以来，非物质存在显得弥足珍贵：唱片销量正处于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书的封面看起来很少如此漂亮。虽然很多人在今年春天之前都不愿意承认，但所有这些办公桌、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忙碌和浪费的时间都有它们的好处。

人们需要办公室。

线上办公能让我们保持社交的活力，但是工作视频会议多是事务性的、尴尬的和无聊的。当我们过了最初在Zoom上开会时互窥同事家的新鲜劲儿，比起在办公室里隔着办公桌更近地面对同事的脸，我们甚至有点惊恐地看着屏幕里的对方，也意识到我们自己一定看起来和对方一样糟糕——稀疏的头发和可怕的双下巴。

我们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可怕的物种，没有一个Skype聊天可以产生赫斯维克口中那面对面时拥有的“意外的化学反应（chemistry of the unexpected）”。

办公室可能永远不会成为诗歌的一部分，但是，凯拉韦（Kellaway）说，“办公室可以让全世界感动。因为感动我们的不是桌上的电脑，而是我们与人的关系”。

尽管查尔斯·兰姆满腹牢骚，但他也相信类似的事情。当华兹华斯似乎对自然界的崇高欢乐过于沾沾自喜时，兰姆立即反驳了他：“我不太在乎我这辈子是否连一座山都没见过”，但他确实关心这座城市、热爱办公室。

他写道，“我所有的抱怨都只是恋人间的争吵”，最重要的是，他热爱自己的办公桌，“因为正是这张桌子上的枯木使我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