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与设计行业应如何助力疫情防控，缓解类似突发公共事件给城市治理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值得探讨和关注。如何在应对挑战中增强城市的适应力与恢复力，让城市更健康、持续发展？在此之下，韧性城市被再次聚焦，引发专家和公众的热烈讨论。对于未来城市的规划、建设，韧性城市如何由前沿理念尽快变成现实？

《中国建设报》记者获悉，11月16-19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彭博社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举行，全球众多政要、企业CEO及专家学者参与，对当前全球金融、贸易、城市、气候、健康等5大领域的重要课题共商对策。其中，针对疫情对城市带来的影响，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郁亮于论坛上表示，疫情令中国加速呈现出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而网络化城市比传统城市更生态、宜居和有韧性。

城市多中心、分布式的趋势将加速

“韧性城市”这一概念，出现在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系五中全会首提。《建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市风貌，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

什么是韧性城市？“韧性城市（Resilience City）”，是一个从物理学演化而来的概念。起源于拉丁语“resilio”的“韧性”一词，本意是“恢复到原始状态”。上世纪70年代初，这一概念被用于生态系统研究中，后来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态系统等领域。本世纪初，韧性的理念被用于城市复杂系统，随之产生了韧性城市的概念，并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也代表了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按照国际组织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定义，“韧性城市”指城市能够凭自身的能力抵御灾害，减轻灾害损失，并合理地调配资源以从灾害中快速恢复过来。在当前学术和社会语境下，灾害可以涵盖自然灾害、社会重大影响的事件（如战争）和健康（如疫情）等维度。城市韧性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论点之一，其核心就是要有效应对各种变化或冲击，减少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认为，如今，城市面临的不确定性爆炸性地增加，对城市规划管理带来了巨大冲击，传统的经验估算已经失灵，建设韧性城市是应对黑天鹅式风险的必然选择。根据他的研究，城市韧性分为结构韧性、过程韧性、系统韧性三个层面，城市规划应重点关注技术层面的结构韧性。

在郁亮看来，疫情进一步加速和强化了中国城市此前已出现的一些趋势特点。他表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中国开始呈现出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因为人们发现网络化的城市更加生态、宜居和有韧性。当灾害来临的时候，如果每个城市节点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互联互通，形成生态安全屏障，就不会出现系统性崩溃。

事实上，疫情之前，这种功能混合的节点在中国主要城市中就已出现。郁亮举例称，深圳蛇口从最初单纯的工业区逐步转变为集自贸区、邮轮港、艺术中心、滨海休闲长廊为一体的“超级综合区”。还有上海陆家嘴，原来定位为金融中心，功能相对单一，现在也增加了更多的混合功能。坐落在滨江的美术馆群落、滨江休闲步道的全线贯通等，都使黄浦江两岸充满了网红公共空间的活力。

他进一步表示，疫情的出现，会使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城市政策更倾向于韧性城市、网络城市的建设。

当前，发达国家对韧性城市建设的推进，己深入到规划、实施和政策的各个层面。如美国纽约在遭遇罕见的“桑迪”飓风袭击后，全面制定了韧性城市规划方案，将城市防灾、抗灾等应对风险的能力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进行提高和加强。英国伦敦则出台了《管理风险和增强韧性》政策报告，重点提升抗洪水、干旱等风险的能力。2006年，新加坡政府发布了由德国戴水道参与设计的ABC水源计划，其中包括雨水管理，水敏感性城市设计（WSUD）、生物修复等。经过改造后，河道的钢筋水泥可以循环再利用，湿地可以吸收洪水，还在公共空间中预先建设空中连廊，平时作为慢性系统，当暴雨来临时，则可用二层通道保证基本的交通联系，让城市更具韧性。

在我国，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均有“加强城市应对灾害的能力和提高城市韧性”等相关表述。

北京是第一个将韧性城市建设任务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也提出，要建设更可持续的韧性生态之城。雄安新区从选址之初到规划建设全过程高度重视城市安全，提出了全过程安全韧性规划建设要求及防灾能力提升策略，并提出了建设国际地震安全韧性城市典范的目标。

作为国内领先的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一直以来，万科紧紧围绕城市居民的需求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务，业务与城市密切相关。尤其是近年来，万科也在持续关注韧性城市建设并进行了诸多思考。

“中国的城市在具体的实施细节上也有很多很好的实践。”郁亮在论坛上举例称，比如深圳的绿道、公园体系本身就是很好的网络，市民出门500米就可以看到社区公园，2公里可达综合公园，5公里可到自然公园，骑行5分钟就能进入绿道。平时，这样的一个生态网络作为运动、休闲、娱乐的空间，而在疫情、灾害期间，这个公园网络就变为防灾网络，提供了很好的隔离避难、疏散和救灾的功能。还有上海陆家嘴滨江，就设置了台阶式的防汛岸线。平时当它处在低位时，可作为市民休闲的亲水空间。同时它也具备几年一遇的设防标高标准，即使被淹没也可以用大自然的生态体系来消化雨洪的威胁。而高位则是千年一遇的设防标准，这便是城市韧性的体现。

从“眼前衣食住行”到“关注长期健康”

疫情不仅改变了城市，也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人们从关注眼前的衣食住行，转变为更加关注长期的健康。事实上，疫情防控期间，万科就已围绕“健康”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与实践。

“疫情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人们从关注眼前的衣食住行，转变为更加关注长期的健康。”郁亮表示，建筑方面，万科关注更高的健康标准。比如此次疫情期间，人们更加关注室内空气的通风透气。“其实，这一点我们早已有所发现。之前我们在中国东北盖房子，发现东北的肺癌患病率明显高于其它地区，查了一下原因，发现这和室内空气流通性有关。东北地区冬天寒冷时间长，人在室内的时间比较长。因此我们开始更关注建筑的通风透气，给房子做新风系统，每2小时可以完成一次全屋空气循环。但这还不够，我们还在循环的基础上做空气净化，在净化的基础上再做空气加热。我们希望给建筑更干净的，更流通的，温度适宜的新风，保证居住者的健康和居住体验。”郁亮称。

同时，在疫情防控方面，社区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他看来，社区可以协助城市进行更好地卫生管理，能够把疫情控制在比较小的单位中，社区的自助互助可以减轻城市负担。

据其介绍，在设备方面，万科探索并研究了用“无感通行”系统加上“无接触”电梯，既让社区居民减少了不必要的接触，降低传染风险，也为操作不便的人群带来了便利，保障了老人和孩子的无障碍通行；社区服务方面，万科的物业管理发挥了更大作用：组织定时定期的消杀，进出管控，监测体温，将部分控制疫情扩散工作在社区范围内来自我解决，减少城市压力。

此外，疫情防控期间，万科还使用了很多智能化设备和终端，为大多数客户提供了便利。“然而对不会使用智能终端设备或应用的老人和孩子来说，可能不太友好。其实这次疫情中，他们才是应该获得更多关注和照顾的群体。所以当社会走向智能化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照顾好最需要照顾的人。未来，如何以人为本、如何让科技更好地为人服务，是社区、城市需要探究的课题。”郁亮说。

《中国建设报》记者获悉，为更好理解如何让城市应对疫情以及其他不确定性，更长远地满足城市居民对于安全和健康的需求，万科于论坛期间还举办了“构建健康韧性城市”专题论坛，与国内外专家就此话题进一步深入探讨。会议邀请了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米歇尔·威廉姆斯、麻省理工学院可感知城市实验室主任卡洛·拉蒂、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院长陈冯富珍、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和麦肯锡全球高级合伙人张海濛共同讨论。

米歇尔·威廉姆斯提出，城市投资公共健康与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从财务角度来看回报不明显，但对城市的长期发展极其重要，能够为城市和居民生活带来深远的益处。

卡洛·拉蒂认为，疫情下城市规划思路已被重塑，城市未来将更加分布式和网格化，以实现更韧性和可持续。

在陆铭看来，疫情之后城市需要兼顾经济增长和公共安全，同时更为关注为低收入人群创造就业机会，做好城市复苏的准备，未来城市需要在总体上保持紧凑式发展，同时在局部做好生态与安全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