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实力会决定一个建筑的长久，现在中国的经济成就将会反映在以后中国的建筑寿命上。

　　创新对未来的世界至关重要，但在鼓励建筑创新的同时，不应该鼓励疯狂的实验，也就是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被公认为全球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建筑奖，第一次与中国这么默契。它第一次授予了中国建筑师，更第一次将颁奖典礼移到了中国。
　　2012年5月25日，49岁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建筑师王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授予该奖，见证他获奖的人包括中国国家领导人，规格空前。普利兹克建筑奖由凯悦基金会设立，每年度授予一位做出杰出贡献的、在世的建筑师。
　　此前，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在北京接受了多家媒体的联合采访。 
 

　　记者：普利兹克建筑奖推崇的好的建筑应该有三个美德——坚固、价值和愉悦，而中国曾经一位官员说中国建筑的寿命大概不过30年，在您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汤姆士·普利兹克：我想请问一下，北京的紫禁城里面有多少建筑?它们在那儿耸立了多久呢?当然了，您可能说的是中国当代或是现代建筑，它们现在的寿命可能不超过30年，实际上我认为一个建筑的寿命不应该只有30年。中国经济的实力会决定一个建筑的长久，比如说一个木质的房子肯定不如一个钢筋水泥的房子，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经济成就将会反映在以后中国的建筑寿命上。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世界建筑师的实验场，有很多让公众看来很意外的建筑在中国落成，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汤姆士·普利兹克：创新对未来的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社会应该鼓励创新，但是应该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平衡方式，也就是说在鼓励建筑创新的同时，不应该鼓励疯狂的实验，也就是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因此，我觉得设计师、建筑师，包括审查的负责人和政府都有责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记者：比如一直饱受争议的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及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有人认为它是伟大的，也有人认为它丑陋无比，您对这些建筑有何评价?

　　汤姆士·普利兹克：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些建筑很伟大，有些人觉得很丑陋，但精彩的地方是这些建筑引发了人们讨论，关键是要看北京人民希望在他们自己的家园周围发现什么样的形象或者建筑。这种争议可以引发有关建筑审美及相关标准的讨论和辩论，可以推动设计师们来听取人们对他们建筑作品的反馈，从而带来更高质量的建筑。如果建筑师造了一栋楼，人们也没有什么反应，建筑师可能就不会有任何的思考，建筑设计水平也不会有任何的提高。

　　记者：就您个人而言，对这些建筑喜欢还是不喜欢?

　　汤姆士·普利兹克：我不便置评，虽然我知道这些建筑，但是我并没有看见过或者亲身体验过你所说的所有建筑。如果仅仅开车路过或走过一个建筑，是不能够让你有资格来评判一个建筑的，只有当人们身处一个建筑当中，才能体验建筑。去年我们的评委亲身到了王澍设计的建筑中，经过真实体验才作出最后的决定。

　　记者：王澍说他在做建筑师之前首先是一个文人，而且他认为比建筑更重要的是一个场所的人文气息，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朴素构建手艺中灿烂的思想和语言规范。不知道您对王澍这种建筑观点是怎么看的?

　　汤姆士·普利兹克：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这反映出不同思维方式，也就是他们如何看待挑战，比如说我们前面有一块地让你建一个建筑，这是不同的思考加工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学习砖头是怎么垒的。这是一个反映建筑师创造和思考的过程，他可能在头脑中先会有一个领域和形象，然后再把它付诸实践。王澍的家庭、所受教育及所接触的朋友形成了他的独特思维方式，所以他认为自己先是文人后是建筑师。我觉得王澍代表了这样一类建筑设计师——在崭新的、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利用建筑表达一种自己很独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