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任力之:以逻辑赋予建筑“生命力”
阅读:218045 2018-01-19



任力之

1966年出生于重庆;
1986年与1995年分别获同济大学建筑学学士与硕士学位;
1995年~1996年任香港大学建筑系访问讲师;
1998年就读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法语系;
1998年~1999年就读于法国巴黎l'Ecole d'Architecture Paris Villemin,并于Jean-Paul Viquier事务所实习;
1986年至今就职于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现任副总裁、集团总建筑师、建筑设计二院院长(兼);
中国建筑学会资深会员,香港建筑师学会会员;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2003年首届上海青年建筑师新秀奖金奖;
2012年入选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百名建筑师;
“同济八骏”之一;

建筑设计代表作包括非盟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建筑大学新校区图书馆、米兰世博会中国企业联合馆、东莞国际会展中心、同济大学校门改建、浙江省公安指挥中心、上海哈瓦那大酒店、东莞市图书馆、东吴文化中心、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


ID  =《室内设计师》

  =  任力之


ID 1986年从同济大学建筑系本科毕业后,您就进入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至今已有30年。在多数人眼中,您是一位典型和成功的“大院建筑师”,这条道路是您一开始就为自己规划好的吗?您觉得大型设计院的项目特点是什么?

 我大学毕业那时候,择业是国家分配制度,个人选择机会不多,所以毕业后留校,开始了自己的教育与职业建筑师生涯。虽然其间有过几次出国学习与交流的机会,但都选择了回来。工作多年,适逢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能反映当代中国城镇面貌的变迁特点莫过于兼具技术复杂性、功能综合性的“大项目”,而这些项目基本上是由大型设计院为主承担设计。当然,中国建成环境的进步不能仅仅依靠建设规模或以量取胜。就个人而言,主动聚焦这方面的思考,积极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挑战,探索高技术难度“大项目”的学术创新与文化性。


与此同时,近年来我也不断涉足“小项目”,如数千平方米的世博会展馆、小型历史陈列馆等等, 深入诠释建筑的物质环境、形式意义及其内在复杂性。对于个人而言,我关注的是如何珍惜好项目的机会,做有意思、有价值的建筑创作。


ID 1990年代在香港和法国,您有过一段时间的交流经历,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

 1995年,我得到香港大学建筑系为同济建筑系青年教师提供的访问讲学机会。赴港交流期间,我在香港大学建筑系兼授了部分课程,并在香港的事务所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实践。那次交流为我创造了尝试用国际视野观察与思考建筑问题的机会,也是第一次在相对国际化的氛围中,体验设计创作,让我感受到建筑师不应局限于小的格局和惯性思维框架。另一方面,港大的英文教学环境也与当时的同济截然不同。无论从专业还是语言上,对那时的我而言,都有很大的促进。


从香港交流回来后不久,1997年法国时任总统希拉克提出“50位中国建筑师去法国”的文化交流计划。报名后,我很幸运入选。1998年在北京接受了法语培训,9月赴法交流。我在巴黎建筑学院Paris Villemin学习,同时也在法国著名的Jean-Paul Viguier建筑事务所实习。我至今记得当时所选的一门课程“Habiter a Paris”,教学场景历历在目。这门课程由Villemin学院与Belleville学院共同开设,旨在通过巴黎居住这个课题,让学生全面了解巴黎城市历史、文化、建筑与生活。回想起来,那段留学经历,让我有时间系统地研读西方建筑思想,从教学角度,真实地体验了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建筑学传承方式,同时也直观地感受到了法国建筑师同行的执业态度。


↑ 设计作品:2015米兰世博会中国企业联合馆


↑ 设计手稿


ID 目前除了建筑创作,您还有集团管理者等其他身份,不同工作内容间的比重大约是多少,是否能取得平衡?

 目前我的工作角色大约是三重,一是作为管理者和团队组织者、协调者;其次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带研究生,参与教学工作,每年有十余名学生,我会与他们进行面对面地交流和指导;三是进行建筑设计和创作,这是压力最大的部分,时间和精力上大约占了一半。角色间的转换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不仅要考虑团队的发展和建设,同时也要关注自身专业和学术上的思考。这样的状态,并不只有在大型设计院的体制下才会遇到,如果我目前身处境外事务所或中小型设计公司,会面临同样的思考。


ID 您与团队中的年轻一辈的建筑师之间,是怎样的工作方式?

 目前,我们的团队有很多项目在同时进行。从数量来说,如果每个项目我都面面俱到、非常细致去把握任何一个细节,这不太可能,也没有那样的时间与精力。不同项目有不同侧重点,有些项目我会参与得相对完整深入,有些我更注重全局的把控。团队中的年轻建筑师,基本上与我都能保持面对面的沟通,通过开会和探讨等方式推进方案进展,我们团队的工作方式是非常直接的。


ID 非盟会议中心作为您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近年最核心的项目之一。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援外项目,它有哪些特点与难点?

 非盟会议中心项目拥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援外项目在造价控制上有非常高的要求,其审批流程非常复杂。国家层面上,它需要向世界展现中国建筑设计和施工管理的最高水准。从2007年到2012年,共5年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由于时间跨度大,功能上经历了不断调整,满足使用需求的同时,需要对建设时间和经费上进行控制。在与非盟方和商务部的沟通、汇报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完整地理解并实现各方需求。这些对于团队都是很大的考验,我们在多方协调工作中付出了不懈努力。


另一方面,由于建设地在遥远的非洲,施工与原材料供应条件并不是很好,同时涉及非常多的部门。整个过程得到了商务部和非盟方强有力的支持,为项目做了大量前期与后期的协调工作,进出口环节得到了海关方面很好的配合,保证货物能及时运抵现场。商务部设置了现场协调委员,对设计和施工予以高度支持。如果离开这些支持,所遇问题克服起来将十分困难。


设计与施工方的配合起初并不十分顺利,设计层面需要通过不断的调整以反映需求变化,而施工方则更希望尽早且顺利地完成施工。在成本控制上,施工方希望设计效果与所选材料的造价之间能取得一定的平衡。在各方相互理解、尊重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磨合、讨论,最后达成一致,竣工后效果十分理想。2012年初项目交付时,各方对建设成果均表达高度评价,称赞其为“中国援外标杆性的项目”。


↑ 设计作品:非盟会议中心


ID 面对遥远国度诸多未知的情况,为了最好地完成项目任务,团队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投标初期,我并没有去过埃塞俄比亚,对非洲大陆并不熟悉,对于项目的理解也并不是很深入。许多国人对于非洲的理解可能过于单一和概念化,事实上非洲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大陆,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有的地区非常贫穷,有的地区则相对富裕。对非洲与非盟进行考察后,真正了解到非盟组织对于非洲国家的重要性,也了解到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在非洲人民心中,中国拥有非常好的形象。


设计初期提交的方案中,更多延续了以往国内大型会议中心的设计模式,但非盟方希望更多地结合地域和文化上的期求。在他们的心目中,这座崭新的非盟会议中心展示了非洲未来的发展。首先,它不应是单纯意义上传统文化的再现,而应该体现现代性;其次,它的形象应当是非洲人民喜爱和容易引起共鸣的形式,并不过于深奥或学术化。


为了最大程度地理解与实现非盟方的期许,我们与许多同济大学的非洲留学生进行了交流,将过程方案向他们介绍,欢迎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意见与建议。非洲留学生们希望这座建筑造型能够结合非洲人民的审美偏好,更加生动。最终方案得到了非盟委员会与国内主管单位商务部的认可。我也曾经考虑在建筑上更显著地展示中国文化元素的可能性,但最终放弃。一方面考虑到部分海外政治家们警惕于中国在非洲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在非洲国家的政治舞台上过多地直接渲染非洲以外国家的文化,也似乎不妥。“非盟总部”的特殊语境,让我真实地体会到符号学里的“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所蕴含的建筑学意义。


ID 这样重大的项目拥有怎样的团队?作为总建筑师,您与团队是怎样进行配合的?

 从方案投标到建成,参与团队十分庞大,包含建筑、结构、机电、室内、景观、幕墙、声学、灯光、概预算及勘探等,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以非常积极的状态投入项目。在方案前期,团队收集了大量场地情况的相关材料,做了非常多前期方案的研究与推敲。方案创作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参与评判方案的合理性、讨论方向的可能性。


在方案后期,由于项目体量和内容的复杂性,我们将建筑整体分为多个部分,包括高层区域、中央2500座大会议厅、中小型会议厅、公共空间等,每个区域都由专门的小组负责深入。在方案深入过程中,不同小组将所遇难点与重点提交出来。作为项目总建筑师,每个区域和所有重要细节,我都会参与讨论与进行决策。虽然由于各方面的权衡,并不是所有决策最后都能付诸实施,但从设计层面来说,团队提交的所有内容都是经过审慎研究的。这样的工作模式最终被证明十分有效:它确保了项目整体思路的把控方向,确保了建筑整体语汇的完整性。通过不断的肯定与否定,最终成果无论从任何视角来审视,都经得起推敲。


↑ 设计作品:非盟会议中心


ID 从米兰世博会中国企业馆到非盟会议中心,作为走进非洲和欧洲的创作践行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建筑师走向海外这一趋势?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建筑师走向海外已是大势所趋。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建筑师走向海外大多是国家层面的政府援助,而非市场行为。我认为随着国力的增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今后它更多地会转化为商业与文化行为。中国的文化和设计力量逐渐被世界所熟知,建筑师不断受到邀请进行海外创作。从1950年代至今,一批中国优秀的建筑师已经在海外积累了许多优秀的实践作品,这是值得高兴的现象。中国建筑师不断获得国际大奖,比如普利茨克奖、阿尔瓦·阿尔托奖等。国际建筑界的认可,不论是从文化上还是心态上,对中国建筑师走向世界来说都是很好的契机,起了很好的推动和鼓舞作用。


ID 您对于建筑领域全球化和本土性之间的看法是什么?

 对全球化的理解有物质与思想两个层面,物质层面的全球化提供了中国建筑师走向世界的平台。思想层面的全球化则与文化相关,实际上是以不同方式构建地方性的过程,且更加彰显不同文化的边界与多样性特点。建筑介于文化与自然之间,其独特性在于很大程度上涉及与自然的关系。建筑的全球化应该是 “自下而上”,使本土性或地方性的优点和属性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而非相反。


ID 最近有什么新完工的项目?

 近期进入收尾阶段的有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总面积约5000㎡,体量并不大。这个项目的建设位置很特殊,它处于景区中通往遗址的道路关口上。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熟记毛主席的诗词《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其磅礴气势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是一个山谷里的博物馆——蜿蜒曲折的山道穿越高低起伏的地形,宛如一条用石块编织的地毯。我们从场地出发,最终呈现的建筑在环境中十分消隐,人们进入场所后,身体在高低不平的表面上每走一步,都有应接不暇、交替变幻的三维景观,通过身体的移动来感知场所。通过建筑本身、建筑与周边环境的结合、景观的重塑和再现,让人感受“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境界。从目前建成状态来看,基本达到了预期的设计效果。



↑ 遵义市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


ID 有一类建筑师是“场地建筑师”,注重灵感和概念在现场的生成,比较感性。有一部分建筑师更关注逻辑和理性的推敲。当您面对不同的场地,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方案思考?

 我在建筑创作和项目间的转换上跨度较大。比如刚才提到的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面积有约5000㎡,而米兰世博会中国企业联合馆,只有约2000㎡,目前同时在进行的还有一些体量巨大的项目,一幢单体可达一百多万平方。过去做得较多的是城市建筑,在城市肌理和生活模式下进行创作。近年来接触的许多项目,场地类型更为多样。无论如何,创作都不应是坐在办公室中,去凭空想象其状态与面貌。应该通过对场地的观察与思考,寻找到意图建立的关系。无论是逻辑上还是空间形式上,建筑都必须与场地发生关联,才能自然生成。建筑是综合性的思考结果,我比较注重理性的分析,但建筑设计并不应当完全归于理性,有时加入即兴和感性的内容,才能真正成为有活力的设计。


ID 从之前的项目到最近几年的项目,您的设计理念或者说关注点有没有什么变化?

 早些年,我刚开始进行建筑创作时,学习和理性思考层面的内容更多。现阶段的创作中,手法未必更多,然而更聚焦于建筑本身内在的“生命力”。建筑应当是符合逻辑的,并从场地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它不是简单的体量堆积,而应当呈现出内在的生命力。


如何赋予建筑生命?我时常和团队里的青年建筑师交流,观察自然界,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会生长什么样的生命体?为什么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同理,在进行创作时,当思考清楚这样的关系后,建筑与环境就会呈现出和谐的状态。创作不应完全随心随欲,一旦主观臆断就容易产生混乱。


简单地说,“生命力”是一种逻辑,是一种内在结构的逻辑,也是关于场地的逻辑。场地的状态、自然气候等因素会影响建筑的走向。同时它也包含文化因素,面对不同的文化,我们应该思考用什么类型的语汇去回应,这也是一种逻辑。


↑ 遵义市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

↑ 设计手稿


ID 建筑美学效果的背后更多是技术上的支撑。目前设计的技术手段越来越成熟,如BIM、绿色技术,表达手段也越来越多,如3D打印等。相比过去,设计、推敲方案等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技术的影响力是绝对的,通过技术的发挥,可以让它在与设计相适应和匹配的状态下进行。数字革命改变了人的思想与行为,更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态治理模式。如果说建筑学千百年来以体系演变的方式存在与发展的话,未来可能会呈现愈加碎片化、无根化的状态。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在颠覆传统的同时,亦构建了数字时代的建筑生态:从虚拟化、网络化的建筑咨询业,大数据、云计算引领的设计协同,到新型材料技术支持下的空间架构与形态衍生,当代建筑实践亟需将数字技术作为文化表意的手段合理运用。


ID 您认为建筑师的的创作源泉是什么?

 专业上,我希望自己即使毕业后也能时常保持学习的状态。阅读的选择上,我比较关注哲学、建筑本体理论研究等方面的书籍或论著。我觉得建筑教育应强化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与建筑学的关联性,从而更深层次地建立建筑学与人类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的对话和联系,让学生们尽可能关注不同的领域,培养更广泛的视角,比如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相互作用,关注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模式。



↑ 设计作品:北京建筑大学新校区图书馆


当然,作为建筑师,我非常关注形式,却也更愿意去思考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以及背后的决定因素,这关乎建筑的逻辑性与生命力。在这点上,我比较赞同结构主义的某些观点:对世界的把控,并非只看事物本身,而在于事物之间的关联,这是一种很好的思维方式。我会建议学生们去关注目前建筑学比较热门的观点和分支领域,诸如建构、本体理论、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等,普遍地去涉取知识。


此外,在工作之余,我也保持一些习惯与爱好。比如摄影,因为我喜欢观察与尝试对光与影的表达。另外,尽可能地去健身房锻炼身体,比如坚持游泳。建筑师需要保持健康的体格,因为建筑设计还真是一个体力活。


采访、撰文:郑紫嫣




↑ 设计作品:北京建筑大学新校区图书馆


↑ 设计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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