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

Jiang Chun

江春

JAE 董事总经理、设计总监

香港注册建筑师

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会员

中国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

弄堂是上海最具特色的民居形式，记载着老上海真实的市井生活。那个人均面积几平米的地方，往往十分拥挤地住着几十户人家，可以说弄堂里的每家每户都是电影《七十二家房客》的真实写照，江春就成长在这样的弄堂里。

我出生在一个石库门的弄堂——凤阳路100弄，现在被拆掉了。在我们那个三上三下的楼栋里一共有14户，二楼是东厢房、西厢房、正客堂，楼下也是这样，后面还有灶披间。解放前这里是一家人住，解放后资产充公了，就住进了14户人家。

居住环境非常拥挤，没有公共的厕所，家家户户用马桶。每家每户家里没有水龙头，都是用楼下的公共水龙头，不管冬天还是夏天，洗菜、做饭都是在楼下水龙头洗。没有厨房，就在公共空间里放煤气炉。

里弄式住宅曾占上海居住建筑总面积的65%左右 

我在10岁以前一直住在那里。小时候调皮跑来跑去，这家串到那家，邻里关系非常好，也吵。我经常从单跑的木头楼梯跑下去，不小心失足就一直滚下去，滚到底就是一户人家，他们把我拎起来喝口茶再上去。出生在这种环境里，整个弄堂里面的小孩、大人都认识我，可以随便窜，从这个弄堂窜到那个弄堂。

可以说江春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上海整个居住环境的变化，他居住的地方从里弄一直换到高层住宅，中间住过工人新村和没有电梯的多层住宅，这种巨大而迅速的环境变化在他心里形成一种关于人和建筑物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

上世纪50年代，上海曾建设200多个工人新村 

江春走上建筑这条路仿佛是环境使然，在建筑世家的环境中成长，后又在同济大学求学，他的建筑之路有着变革中的中国专属的时代烙印，对于建筑的思考始终在模糊的质疑中激荡。

家里都是做建筑的，我从小看着蓝图长大。小孩没有其他玩的，在家里做完作业就自己画画。别人拿着废纸画，我的条件比较优越，我外公拿蓝图给我订了几个绘图本，一面是蓝色另外一面是白色，我就在白色的部分画，另外一面可能就是废图纸。

我经常去设计院看他们画图，都是徒手画图纸，台子还很高因为不能老坐着要站着画。丁字尺、圆规我都很熟悉。上中学的时候，我们住的那栋楼是华东院分配的，邻居都是华东院的职工，我就问这些年轻的邻居学建筑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画画比较好就应该学建筑？当然他们说不是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对建筑学的认识还是模棱两可，但肯定比其他人要清楚什么是建筑学。我比较喜欢画画，加上动手能力比较强，觉得可以干这个活！然后高考的分数正好够了同济建筑学的分数，就去学了建筑。

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信息不是那么发达，比起其他职业，建筑师对我来说是比较清楚会干什么的一份职业。我毕业那时还没有建筑师这个称号，都叫工程师，对于建筑的要求是经济、实用、美观，经济是首位的。这个原则无论对我还是对父亲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同济大学建筑城市规划学院B楼或称“明成楼”，俗称“红楼”

这个原则其实很符合同济的风格，同济师承现代主义的始祖——包豪斯体系，主要讲求功能和实用性，而且形式要追随功能。那时国内的建筑学教育比较薄弱，对于建筑的教学很多是基于现成的建筑来讲。我们很多时候做一个课堂设计，先到图书馆翻国外的杂志，看到好看的建筑就抄绘，但并不清楚其中的原理。除了知道要把功能理顺，把平面排顺之外，对于建筑想表达什么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很多时候还是在追求形式。

同济五年的学习生涯给我的总体感受是自己接受的理论不太成系统，这也造成了自己在后面实践中缺乏对理论梳理的重视，经常处于自己摸索的过程。

毕业后，江春先是在上海院工作了一年，后来赶上了英国工业联合会组织第三世界国家的工程师去英国实习的机会，这次走访英国成为他建筑之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也让他对建筑师身份进行了重新定位。

英国这个工业化社会带给我深刻的感受，当国内用三夹板做门的时候，英国已经用了粉末喷涂的钢制房门，上面的门把手用的是很厚的不锈钢。包括公园里的座椅木料，电梯里的按纽、配件，都让人感受到非常扎实、细致入微的工业化设计。

江春在英国项目前留影

去了英国很有幸在奥雅纳工程公司、诺曼 · 福斯特事务所、理查德 · 罗杰斯等国际知名设计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英国的三年时间给我的感觉像是重新进修了，对于我的建筑设计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其实我以前不知道做建筑设计到底在干什么，只是在追求形式。直到在这几家公司工作了以后，经常被追问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首先你做这个造型是为什么。当时我作为一个助理建筑师，根本到不了造型设计这一比较高的位置，就是比较低级的绘图，但是连这个都要问一句为什么。

江春在福斯特事务所参加浦东机场竞标方案设计

国外事务所和国内事务所相比，我觉得至今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建筑师的逻辑思辨能力。特别是福斯特、罗杰斯这两家公司，它们号称是高技派的鼻祖，将建筑和技术结合在一起，不再是为了造型而造型。建筑在考虑功能性、实用性之外，更要考虑人的精神感受。比如在高大的室内空间内，通过全玻璃幕墙让阳光全部透进来，从而实现室内外空间的延续，这是从人的感受入手。然后用现代工业化的手段来实现——无窗台支撑的大尺寸玻璃和从上到下一条过的窗框。

在罗杰斯事务所，从左到右依次是江春、罗杰斯

在我刚到英国半年的时候，有一次在罗杰斯公司，从他们的顶楼向着泰晤士河看出去。那个楼是在一个老的砖砌的纺织厂上面用钢和玻璃搭出的一个“违章建筑”。我坐在那里往外看，隐约感觉到了建筑师到底在干什么，其实是在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不光是物质的生活质量，也是精神的生活质量，你坐在那里就感受到了和大自然的完全融合。

英国泰晤士河

后来我参与了很多工程设计，首要考虑的是人的感受，当然也要有很高超的造型技巧，比如实虚的体量组合在一起给人很巧妙的节奏感，很明快的对比。这个跟人自身的美学修养，所以在国外年纪越大的设计师越值钱，因为他自身修养逐渐在提高。国外建筑师的思辨性在造型方面也有体现，两个体块的交接关系不只是功能上的探索，还有形式逻辑上的探索。而这方面是我那代国内建筑教育和本土建筑师所匮乏的。

香港国际机场

做香港国际机场的时候我还是初级建筑师，我主要的设计是航站楼内的室内墙面、柜台、指示牌、商铺墙面等。我记得我第一天在香港机场的工地上班的时候，幕墙施工单位给我一堆图纸看，他们根据我们的设计图做的1：1的放样图，细致到每颗螺丝和焊接方式都画上了，也就是说福斯特的建筑师要从如此细致的放样图中找出不符合他设计意图的地方，由此可见他们建筑师对工业化的节点设计了解到了怎样的深度才能作为一个团队来完成高技派的作品。

香港国际机场细部设计

香港浅水湾高级住宅的剖面- 二维“BIM”设计

后来我在福斯特公司设计过浅水湾的豪宅，建筑师要画一张剖面图，这张图里不仅包含了建筑的土建部分，比如混凝土楼板、柱子、粱，也包含了机电管道，最后呈现出一张各专业100%融合的图纸，有点像现在的BIM设计。那半年差不多算是我学习节点设计的半年。工作8年后，2000年我去了RMJM工作，可以慢慢开始主导做一些创作了，比如招商银行上海总部、东方之门。2005年，我成为RMJM四位设计总监之一。

上海招商银行总部大楼（208米高） ©JAE

苏州东方之门大厦概念草图

苏州东方之门大厦（300米高）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及行政管理中心 ©JAE

现在回过头看这两个建筑，还是追求形式多一点。东方之门位于金鸡湖整个工业园区中轴线的顶端，定位是打造标志性建筑。不少人把东方之门和CCTV央视总部相提并论，我认为这两个不能相提并论。东方之门无论从结构还是从功能上，还是讲究实用和合理，用比较简洁的手法打造一个比较特殊的造型，有很多理性成分在里面。

包括整个中国建筑市场，很多标志性建筑还是非常强调建筑的外形。造型是重要的，但不是设计的起点，起点是人的体验，造型只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所以对于标志性建筑来说，我觉得始终是一个平衡，造型与使用功能、人的体验，甚至与最后的经济性可以达到平衡，而现在我觉得过于强调造型了。

2005年，江春回到了国内发展。2010年加入了JAE，和父亲江欢成院士一起担起了管理运营JAE公司的重担。面对当时国内鱼龙混杂且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环境，JAE坚持以自身的优势——多专业、一体化设计，解决项目难点等不断拓宽业务领域，并决心树立业内独树一帜的企业形象。

2005年，我从香港回到了大陆，当时香港建筑市场比较萎靡，几乎所有在香港的外企甚至香港公司都在做大陆项目，淮海东路一大批建筑都是在那个时候产出的。我当时的公司RMJM做大陆项目起步比较晚，当时大陆的建筑市场没有现在成熟，国内开发商是在起步阶段，当时国内开发商开发的大多是房地产项目，很多优秀的公建包括商业综合体，都是香港公司开发的，比如恒隆、新鸿基、新世界。

当时国内外建筑市场最大的区别是质量把控。国内的建筑由于项目周期短，甚至出现了高周转的趋势，给设计、施工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尤其给商业开发项目带来更大的难度，因为此类项目它的前期定位、市场定位十分重要。如果定位出现错误，建筑投入运营后成功率会十分低。

江春与团队成员讨论方案 ©JAE

2010年，我来到JAE正式接替父亲开始管理公司。在此之前JAE凭借结构设计上的优势，相比于国内其他民营中小型公司来说有更多接触公建项目的机会。难点也在这里，因为在这个领域面临着“三座大山”——外企、国企和大型民企抢占建筑市场，所以就让我们的生存空间比较小，要接到一个比较好的公建项目比较难。

但好在我们公司如果接到了公建项目可以把它很好的完成，很好的落地。我们公司人员相对比较少但相对稳定，我们更加适合有挑战的项目，比如面对复杂的地形条件、技术挑战、很多的规划限制条件，甚至是苛刻的日照限制条件下要做出好的设计，这是我们的强项。

厦门世侨中心项目（113m 高） ©JAE

外高桥保税区浦东商务中心+自贸广场（180m 高） ©JAE

上海雅诗阁衡山服务公寓 ©JAE

上海科技绿洲，飞利浦总部及研发中心 ©JAE

我一直称我们公司像是一个“特种兵”，面对难题我们可以比别人解决地更好，无论是在结构的经济性上，还是在造型的特殊性上都有很强的处理能力。我们公司规模七八十人，建筑、结构、机电三大专业相互之间的协调非常的融洽，建筑方案能力比较强，同时结构机电的工程可以给出很好的解决方案，画得出就造得出，这也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可以给出建筑、结构、机电三大专业结合在一起的一整套解决方案，另外我们的落地性比较强，因为我们在做方案开始就和结构机电工程师一起去研究他的可行性，或者说如果要做突破，我们先研究怎么突破是最好的，所以一旦方案做出来了，整个系统我们都已经考虑清楚了。而不是一个方案先从造型出发，然后再去想工程的实施、可行性。

盐城广播电视塔（195m 高） ©JAE

三亚凤凰岛 ©JAE

河湖治理研究基地（在建中） ©JAE

中融–碧玉蓝天（220m 高） ©JAE

对于江春来说，JAE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更需要做的是不断创新，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建筑师的成长同样离不开创新。

创新其实源于积累，积累并不是说项目数量越多越好，而是要从每个项目中学习，要从错误中学习。除了技术上的创新，比如说结构创新、机电创新等，我觉得还有一点更加重要的是设计师要转变传统的设计师的定位和自己的思想方法。设计师往往把自己的设计理念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在城市更新这一类项目上，很大的程度上其实是一种经济运作。开发商如何把老旧的建筑开发成一个经济效益高，吸引大家来消费，形成年轻人聚集的热点场所，这就很考验设计师如何站在开发商的立场去思考问题，不只是开发商的经济效益，还有社会效益。比如新打造的商业综合体能够解决附近居民什么问题，能够满足他们什么样的社会需求和心理需求，所以这个创新是一个更广泛维度的创新。

上海思南公馆 ©JAE

上海嘉兆嘉御庭 ©JAE

在江春的建筑生涯中，他的父亲江欢成也是无法避开的一个话题。江欢成，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总体结构的主持设计者，同时他也是JAE的创立者。谈及父亲，江春坦言“压力不能说没有，但是还好。江院士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人，他只是在一些大的方向上给我一些意见和建议，而不会在很具体、很细微的事情上要求我怎么做，江院士的光环对我是一种鞭策。当然江院士的结构设计和我的建筑设计也是相辅相成，我们建筑设计的一些创意能很自然地得到他的支持，有时甚至是推进。”

江春与父亲江欢成院士 ©JAE

江欢成院士目前正在做一些研究性的工作，比如“太阳能塔”与“天空城市”的构想。他认为父亲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他意识到了用地的紧迫，正好他有很强的结构设计背景，他从结构设计这个角度看到了一些解决方案，同时又把这个解决方案在超出结构设计的范畴，在功能和技术上做了一些探索，而不是在造型上，我觉得这个才是具有真正意义的。如果能够把他的想法去深入研究的话，说不定真的可以找到解决方案。”

天空城市效果图 ©JAE

太阳能塔效果图 ©JAE

自我国的建筑市场经历了上一阶段的野蛮生长后，如今回归平稳，从建筑增量转向存量发展，这也带来了大量城市更新的工作。过去几年间，JAE接连进行了上海思南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保护改建、上海音乐厅整体抬升迁移、上海展览中心加固修缮工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修缮保护工程等工作。未来JAE将面对新的市场环境进行转型升级，在城市更新的领域继续深耕，打造更多容纳城市的文化属性和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建筑空间。

近期主持设计项目照片

南京国际健康城实验学校（在建中） ©JAE

丽江·斐讯培训中心（设计中） ©JAE

济南中建锦绣城商业办公（149m 高）（在建中） ©JAE

丽江·斐讯大数据中心（设计中） ©JAE

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16-13地块项目（设计中） ©JAE

上海静安国际国际中心（在建中） ©JAE

梅州全域旅游服务中心项目（设计中） ©J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