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国内外乡村聚落布局形态量化研究方法进展
阅读:8894 2020-08-31

【摘要】随着中国乡村建设实践的开展,规划行为开始深度介入村落空间,乡村聚落布局形态研究正在从描述性阶段向量化研究阶段迈进,以求空间规律的深度认知并借以辅助空间决策。本文基于近20年国内外村落空间形态量化研究,从静态研究方法和动态研究方法两个层面对诸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评述,判断各种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探讨研究中所遇到的关键问题、方法的适用范围、研究的不足和研究的发展趋势,以期为后续村落形态量化研究和实践提供有效的参考。


引言
 
中国历史上,乡村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控制下具有相对的封闭性,特定区域的地缘空间文化特征亦较为凸显。与近几十年中国乡村振兴步伐的快速推进同步,村落的“空间—经济—社会”三重结构均在不同程度发生重构。随着一些无地域差别的村庄空间的归并整合、背离乡村生产生活的新村建设,以及破坏村落风貌的异质建构的出现,村落在这场方兴未艾的重构运动中获得新的发展契机,也在地域文化的存续方面面临较大的威胁。与村落实践中出现的空间“同质化”和“异化”问题相对,中国乡村形态规划理论研究领域已对“尊重村落的原有形态”形成共识,明确强调地域文脉的保护和传承。由此可见,中国村落空间实践问题的症结可能不在于文化价值取向,而在于村落空间理论和方法对历史挖掘的深度,对空间规律阐释的准确度,以及对于空间实操的指导效度。
 
在村落的空间发展历史中,专业的规划师和设计师是长期缺位的。该空间过程的本质是无中控系统的、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与此相对,在城市空间实践中发展成熟的“规划”具有较强的自上而下的控制性机制。村落空间过程和常规空间规划行为存在着逻辑矛盾。因此,当规划介入村落的自然生长,如欲“让乡村更像乡村”,规划者必须对村落布局形态的发展规律具有深刻的认知,并基于空间规律制定规划,使规划形态与自生长形态相呼应,使规划过程与空间发展逻辑相协调,从而有效地保护地域文脉。因此,乡村规划理论和方法研究需要明确回答两个问题:(1)如何提取空间规律,以阐释既存现象,完成空间认知;(2)如何利用规律,借以评判或演绎空间形态而辅助空间决策。由此可见,定性描述类研究的深度和精度已经难以支持实践需求,乡村聚落布局形态研究需要借助量化方法来辅助空间的解读和演绎。
 
村落形态是农村聚落地理学、乡土建筑和空间规划学等学术领域共同的研究对象。在地理学领域,村落形态研究起步于村域尺度静态空间形态模式的描述性分析和因果解释,在1990年代开始逐步走向区域尺度村落系统形态发展的动态预测。在建筑学领域,村落形态研究分量较轻,多为支持个体建筑研究服务,研究内容主要为村落的边界形态、内部街巷形态等方面。相较而言,城乡规划学领域更为关注村落形态变迁与城市空间演变的耦合性,而这种视点也得到乡村地理学界学者的认同。
 
国际上,村落形态研究兴起于1840年代—1940年代的西欧,以德国的科尔(J. G. Kohl)、迈岑(A. Meitzen)、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和法国的布拉什(V. Blache)、布吕纳(J. Brunhes)为代表,主要关注外部自然或人工环境对村落形态的作用。自1960年代,受地理学界计量革命的影响,以及系统科学领域“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促动,国际村落形态研究开始引入量化研究方法,并基于复杂系统理论重新审视多元复合的乡村系统。
 
中国的现代村落形态研究始于1930年代,研究内容和方法引用了同时期西欧的研究模式,如朱炳海“西康山地村落之分布”研究,李旭旦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等。1988年,学者金其铭指出了村落形态研究向计量化、模式化、规律化方向发展的必要性,与国际村落形态研究的变化趋势同步,引导了此后中国村落形态量化研究的发展。
 
虽然20世纪中国村落形态研究总体略滞后于国际,但自20世纪末开始,这种情势明显改观。形态研究的背后是形态问题,19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乡村形态问题逐渐被弱化,村落形态本体的研究力度有减弱的趋势,同时乡村空间系统与城乡综合系统问题,如逆城市化背景下的村落经济振兴与环境资源保护问题、全球性的社会生态环境危机下大尺度乡村系统的发展问题等渐受重视。与此相对,中国作为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下,乡村空间形态问题日益凸显。在近20年内,关于中国村落空间形态问题的讨论已经走入国际学术论坛,涉及乡村空间重构问题和村落周期性空心化问题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乡村研究》(Journal of Rural Studies)于2016年特发“中国乡村重构”(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专刊以详细解读。可见,中国村落形态研究虽然与国际相比起步略迟,但受到近20年空间实践的客观需求影响,相应的研究技术手段的发展并未滞后于国际,在借鉴学习发达国家1970年代以来的乡村空间研究思想和方法的同时,就本国经济体制下的特殊空间现象进行了特定内容的研究。
 
中国起始于1979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至今已过40年。在此期间,空间研究和实践的重心逐渐由城市向乡村偏移。虽然乡村正式纳入“规划”的对象行列始于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颁布施行,但在该法起草工作伊始的1999年前后,城乡协调发展中的乡村空间问题便已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国际上,近20年空间分析计算理论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多种空间量化研究思想和方法逐渐由数学、计算机科学、复杂系统科学等领域生发,经地理科学和城市规划学的提取和吸纳,转而渗透入村落形态研究领域。虽然目前量化研究在村落形态解析方面的应用并未充分展开,但相关学者在该方面作出的积极探索为村落空间规划的发展指出了可能的方向。本文针对近20年国内外村落空间形态相关量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从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两个方面展开分析评述,分析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探讨研究中遇到的关键问题、研究的不足以及研究的发展趋势,以期为后续村落空间形态研究和规划实践提供参考。
 
1  静态量化研究
 
在尝试动态量化空间分析之前,学者已经在静态空间量化分析方面完成了坚实的基础工作,村落布局研究大致经历了由形态分析转向因子关系分析的过程,并逐渐探求数据的可视化表现。
 
1.1  形态指数分析
 
村落形态分析通常将村落建设区域滤去竖向信息,抽象简化为平面斑块作为研究对象。针对这种形态,人们最初定 性地将其描述为带状、团状、簇状、散点状等,或用规则度来衡量描述。这种描述思路较早可见于20世纪初期梅村和德芒戎(A. Demangeon)对德法乡村聚落的分类描述,至今仍在部分研究中被沿用。随着村落形态地域差别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开始在欧氏几何层面运用抽象的形态指数表达村落的形态特征,如王昀在研究传统聚落时主要提取村落内建筑(或院落)的面积、朝向,以及建筑(或院落)之间的距离等变量展开分析。基于这些基础指数,一些研究借用景观形态学中的统计方法,引入多种衍生性指数。更进一步,针对集聚性较为明显的村落,研究者亦采用分形几何中的形态指数对村落外部边界和内部公共空间形态的复杂性进行评判。上述各类指数中较为常用者及其表意列举如表1,各类指数的计算可借助ArcGIS和Fragstats等空间数据处理平台分析得出。
 

表1  村落研究常用形态指数

640.webp.jpg

总体来看,各类指数无论来自何种理论、派衍至何种复杂度,其所关联的基础性变量主要为面积、边长、二维距离、方向角度等欧氏几何度量变量,各种派衍性指数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并非绝对的相互独立。此外,这些指数并未涉及村落与外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变量,弱化形态背后的外部驱动因素,将村落从环境中剥离开来而单纯地描述静态空间性状。但是,与早期定性描述相比,其描述精度有所提高,并可在形态组织层面展现村落空间的相对优劣,一些复杂指数(如分形维数)亦引导研究者认识到村落空间系统的复杂性和非线性。
 
1.2  形态指数的相关因子探析
 
形态研究的重要目标即为探寻形态本体与外部因素的关系,国内外乡村聚落形态研究在这一方面作出的工作从定性描述阶段发展至量化解析阶段,长期持续且热度不减。在量化解析阶段,村落形态可用形态变量或指数来描述;外部因素可代之以各种地理关系变量或经济变量,其中地理关系变量可借助ArcGIS平台完成分析和提取,经济变量可从区域统计年报中获取。研究的主要思路或通过观察法探讨两 者之间的关系,或借用某数学模型辨析两者的相关性,而后者有赖于近几十年数据相关性分析辅助工具的开发,常用者如SPSS统计数据分析平台和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
 
SPSS数据统计平台产生于1980年代,可以完成线性和非线性模式的回归分析,其自变量输入亦可以多元。但在村落空间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倾向于利用该平台逐一完成某外环境变量x与某内在形态指数y的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大小体现为相关系数rxy的绝对值的大小,并相应地对x、y进行一元线性关系的回归。这类研究的开展基于两个假设:首先,所有因变量与所有自变量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的;其次,外环境变量与内在形态指数的关系近似于线性。但是,既往研究并未对以上假设的成立作出明确的解释。
 
地理探测器分析法由王劲峰等于2010年提出——通过检验单形态指数与单外部环境变量空间分布的一致性来 探测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在具体操作上,先根据某形态指数特征对地理空间进行分区,而后分别计算某外部环境变量的各子区域方差以及全区域方差,最后完成下列计算:
 

640.webp (1).jpg


其中,q为外部变量的控制力,N为全域内的样本数,Nj为子域j内的样本数,σ2为全域内的变量方差,σj2为子区域j内的变量方差。外环境变量对聚落形态指数的空间分异的控制力越大,则子域方差越小而全域方差越大,则q越大。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地理探测器分析法较适用于较大的空间尺度层级,并不适用于形态区分度不明显且村落样本量较少的局部地区。
 
综合来看,形态指数的相关因子探析已经突破因形论形的量化研究阶段,深入了村落形态背后的自然、社会、文化、经济因素。这种偏重于大区域尺度的静态空间形态的溯因分析思路建立在村落空间形态量化描述的基础上,将“形”与“因”初步结合,虽然此时“形”为静态,“因”的地域特性思考尚显不足,但其研究思路无疑为空间形态的动态模拟和复建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1.3  空间可视化分析和重构——基于静态量化模型
 
前述的空间变量或空间形态指数分析尝试将具象的形态转码为某种数据或数学关系,而在村落空间实践中,抽象量化的认知有必要被再次还原为直观可感的形态。为了提高空间形态分析对实践指导的可操作性,静态空间形态量化模型应运而生。近年来,在村域尺度空间分析和规划层面,出现了基于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的模型和基于CityEngine平台的空间参数化解析与重构模型。针对较大尺度的村落体系,研究者亦尝试运用引力模型以及层次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复合模型辅助空间重构(表2)。
 

表2  静态量化模型法及其空间可视化分析技术路径

640.webp (2).jpg


空间句法模型由比尔·希利尔在1984年基于拓扑学(Topology)思想提出。目前,该模型在中国学术界的认可度要高于其国际认可度,在城市空间形态研究中已被积极应用。其主要分析对象不是建筑斑块,而是基于拓扑学思想构建的建筑之间的连接方式。出于建模的简易性,“轴线法”模式的空间句法较为常用。空间句法模型的重要价值在于用一系列参数描述空间拓扑关系,空间的实际利用效率和特点与描述结果可取得互证。基于此,空间句法模型可对空间规划方案进行预期评估,研究者可根据评估结果适当调整方案。该可视化模型在空间上最早应用于城市街巷,从较为纯粹的可视性、可达性角度评价线性空间的使用效果。近几年,以王浩峰、肖大威为代表的众学者开始将该方法应用于华东、华南传统村落空间解析,相应的研究成果展示出该方法的一些应用局限。首先,村落空间的组织逻辑可能与城市迥然相异,空间形态本体的性质优劣可能与形态之外的自然人文环境因素更为相关;其次,对于聚合离散程度各异的村落而言,村落形态是否由街巷空间完成整合尚值得商榷。因此,空间句法作为一种可视化分析手段,在村落空间分析中较适合应用于空间聚合度较高且用地功能组织与市镇相似的村落。对于离散布局的村落而言,该方法主要用于空间抽象拓补结构的构建,而不在于空间参数的可视化分析。
 
与空间句法相比,实践者期待运用一种更加智能的模型以提取既存空间规律,并针对扩建区域完成规律的克隆而自动生成与原村落较为相似的空间。基于CityEngine平台的空间参数化解析与重构即为应该需求而生的一种空间模拟规划方法,这种方法在中国村落空间规划设计的应用由吴宁等于2015年提出,但CityEngine模型在2001年便已由帕里什(Yoav I. H. Parish)和穆勒(Pascal müller)创建。该方法主要基于参数化空间设计的“逻辑建模”思想,并主要依托于CityEngine参数化建模平台完成模型规则的构建和空间生成。但是,该方法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首先,模型所依赖的空间逻辑和参数设置依旧与外部自然人文环境相脱离而限于纯粹的形态本体,从而使生成的空间形态缺乏实质的环境有机相关性;其次,CityEngine平台主要是针对城市格网模式空间设计而设立的,对于离散分布的村落空间布局,其构造能力较为有限;此外,模型的参数值须由人工统计提取,在参数学习方面尚不够智能。
 
在单村规划的层级以上存在着更为宏观的村落体系规划,主要包括中心村的确定、村落分级以及村落间的关系组织。针对该需求,空间重要性比较判别模型出现了。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是参考物理概念中的物体间引力计算原理,利用广义上的质量和距离来表达多区域之间依存关系的模型,在城市体系研究中已得到广泛应用,近些年被引入村落体系研究。在该模型中,每个村落共同体可被简化为一个质点(居民点),模型的基本逻辑便是测算间距不等的质点间的“引力”。层次分析(AHP)—地理信息系统(GIS)复合模型的创建目的与引力模型较为相似,亦指向以中心村识别为研究核心的村落体系规划。该模型的第一个操作步骤为综合评价居民点的发展潜力,与引力模型中计算居民点的综合质量步骤异曲同工。与引力模型不同的是,该模型对个体村落发展潜力的评价主要基于村落自身的质量,而不考虑村落间的作用。
 
以上模型的出现为传统村落空间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打开了新的思路,不过仍主要专注于静态的形态本体,而疏于形态发展过程与社会和环境因素的链接,其数理结构的复杂度与村落空间动态过程的复杂度尚难以匹配。
 
2  动态量化研究
 
空间实践的基础研究工作已经不仅限于定性或定量地评价静态历史断面或动态的历史过程,抑或定性地分析其影响因素,而开始思考如何顺着文化的脉络继续前行,以构建量化模型方式试图在影响因素与空间形态之间、在空间认知与空间规划设计之间架设桥梁。显然,村落空间研究不仅需要从定性向定量发展,还需要从静态向动态迈进。随着静态量化分析的深入,人们渐渐对村落空间的非线性、复杂性、动态自组织性产生了进一步的认识,意识到动态空间演绎对村落研究的重要性,并基于复杂系统理论思想,运用空间动力模型完成村落特征的认知以及基于认知的发展决策。但相对村落的静态量化研究而言,村落的动态量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所运用的模型方法亦多借鉴城市研究,这些方法在村落研究中的应用有待调整和完善。其中两种模型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一为适用于乡村系统情景规划的系统动力学(SD: System Dynamics)模型;一为适用于村落形态规划的元胞自动机(CA: Cellular Automata)模型。
 
2.1  系统动力学模型
 
随着人居环境系统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既定规划的冲击,规划者逐渐意识到传统物质规划的局限性,并开始尝试基于信息反馈机制不断对初始规划决策进行调整,以实现一种可以应对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韧性规划。在这种规划思想下,了解人居系统的内部发展动力机制并对不同的外部情况作出有根据的预测成为关键步骤,而系统动力学模型恰为这一操作提供了较为有效的方法。
 
系统动力学模型最早由福瑞斯特(J. W. Forrester)在1950年代提出,该模型基于系统反馈控制机制而创建,根 据系统内部组成要素的因果关系特点,从系统的内部结构来寻找问题发生的根源。该模型将系统中所有要素视为一个密切相关的结构性整体,通过要素间的作用关系表达系统的发展动力机制,其局部作用涵盖了非线性关系、因果循环关系、信息反馈机制和延迟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系统的复杂性。但是,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构造过程可见(图1),该模型对反馈机制的分析以及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的确定均主要依赖定性分析,使得模型对系统的描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另一方面,该模型的结构复杂度极高,参数测算工作量极大且不易准确确定,同时对数据的精度要求并不严格,因而该模型对系统的判断精度很难把握,影响到模拟结果的有效性。除此以外,该模型的空间概念偏弱,模型中可用的变量多属经济性变量和土地利用相关变量,较难进一步深入空间形态相关变量来探寻其中的反馈机制。
 

640.webp (3).jpg

图1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创建

 
总体而言,系统动力学模型较为适合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利用不同性质的数据(如经济数据、生态环境数据、空间数据等)来研究复杂巨系统的结构和内部因果关系对动态行为的决定作用,并借助检验后的关系系统来预测不同宏观规划方案的可能结果,以辅助决策。但是,该模型的空间概念不强,目前在国内外村落研究中主要用于各种发展决策的预期情景分析,研究对象主要为城中村改造决策、乡村旅游发展决策、乡村能源结构改善决策、乡村防灾措施、乡村生活条件改善决策等。
 
2.2  元胞自动机模型
 
与系统动力学模型相比较,源自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元胞自动机模型的空间化动态特性更为突出。“元胞自动机”的雏形由乌兰(S. Ulan)和冯诺依曼(J. von Neumann)于1940年代提出,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模型,而是一种针对动态空间系统的思想框架,代表由一系列在空间上各向同性的元胞组成的、时空均离散的、具备自主迭代演化能力的动力系统,其基本思想深植于由局域变化驱动全局演化的“自下而上”的空间逻辑。元胞自动机的主要工作原理是:局域个体元胞依据预定的动态转化规则“自动地”与相邻元胞互动,并同步完成状态更新,进而通过局域行为的迭代推动全局的演变,形成有秩序的复杂系统。
 
元胞自动机模型可兼容绝大多数空间数据,可嵌入几乎任意一种算法,借助计算机平台可非常直观地表达空间动态过程。作为一种简单直观的动态模型,地理元胞自动机试图在真实地理过程和动态的网格系统间建立一种映射关系,但是,现实地理空间是不匀质的,并且包含着局域尺度和全局尺度的多元动力机制。因此,应用于地理研究的元胞自动机模型仅仅依托于局部邻域作用而定义空间转化 规则并不够充分,通常还会对邻域规则辅以必要的约束性规则(图2)。
 

640.png

图2  约束性地理元胞自动机运作原理

 
就元胞自动机模型由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带动全局演变的“自下而上”的建模思想而言,该方法较为适用于具有动态自组织机制的乡村空间形态的模拟和预测,且易于可视化表达。但是,该模型在实际村落空间的研究应用中亦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自戴德曼和西奥博尔德运用元胞自动机预测乡村土地利用的发展之后,元胞自动机理论方法的应用较少涉及乡村人居空间系统研究,而相对集中于模拟乡村用地范围的变化、区域尺度内综合性的土地覆被变化,或其中某一类覆被(如耕地斑块、基塘斑块)的演变过程,而在城乡空间转换过程模拟中,聚落本体常被忽略或被视为农业用地;其次,模型建构过程对乡村空间地域特质挖掘得不够充分,变量的选取、参数的设定以及动态变化规则的建构逻辑与城市元胞自动机雷同,研究时段较少上溯至乡村传统文化塑成时期,常用的转换规则算法难以在模型的物理解释力和模拟精确度方面寻求有效平衡。
 
3  研究趋势和主要问题
 
3.1  研究趋势
 
从各类村落空间量化研究方法出现的时序来看,村落空间形态研究不仅逐渐从静态研究走向动态研究,而且在研究方法的逻辑属性以及方法适用的对象特征上亦有所变化(表3)。
 
表3 诸量化研究方法特点比较

640 (1).png


3.1.1  从归纳法到演绎法
 
村落空间与其背后的经济、社会、自然等空间难以割离开来,应被整体视为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其相互作用兼具规律性和随机性。针对村落复杂系统,诸量化研究法主要体现出两种逻辑:一为归纳,一为演绎。而从归纳向演绎转化是村落空间量化研究的明显趋势。
 
归纳类方法重在空间构成要素的析分,将复杂的村落系统拆解为多个可以定量描述的部分,进而逐一解读各部分的特点。这类方法的逻辑核心是将复杂的大问题化简成多个小问题,但是对各个小问题之间的关系并不着力解答,通常难以从分析走向综合。因此,这类方法在实践中大多应用于各既成规划方案的空间参数计算和对比评价,是后于规划行为的评价方法。
 
演绎类方法是先于规划行为的空间推理,这种方法致力于构建出与复杂系统相对应的“因素—形态”逻辑关系,并借之完成准决策或准方案的输出,是先于规划行为的方案导向方法。这类方法不仅关注由系统向要素的分解过程,更注重由要素向系统的整合过程,对于空间规律的提取由半智能向全智能方向发展。这类方法的涌现和发展体现了乡村规划由主观性向客观性的过渡趋势,以及规划师从遵循政府、专家、自我的视角向尊重地域本土规律的文化人类学视角的转向过程。
 
3.1.2  方法的空间适用范围
 
各类量化分析方法所适用的空间尺度不尽相同。其中,形态指数分析法的适用尺度弹性较大,而形态指数的因子探 析较适用于跨区域大尺度空间。引力模型、层次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复合模型主要用于村落系统尺度的分析。系统动力学模型和元胞自动机模型主要适用于空间逻辑关系较为一致的中尺度的村落系统或小尺度村域空间。空间句法和空间参数化解析重构法更适合于小尺度的村域空间。除了空间尺度以外,各类量化分析方法亦存在适用的空间形态类型。具体而言,空间句法的可视化解析效能在针对布局紧凑的村落街巷空间时比针对散布型村落时有更好的发挥余地。参数化解析重构法亦更适用于紧凑布局的村落,除此以外,其对空间的重构逻辑属于由整体路网到地块内建筑的“自上而下”的模式,更适用于土地迁并背景下的完全重构性村落。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动态逻辑虽符合“自下而上”的空间自组织逻辑,但是目前该模型的常用生长程序设计尚不能很好地模拟离散布局村落的跳跃式发展过程,而主要应用于连续性的生长空间。
 
从以上适用性分析可见,随着各种新的量化研究方法的出现,中尺度上的村落系统和小尺度上的单村空间受到更多的关注,研究方法逻辑与村落空间发展逻辑逐渐走向契合。
 
3.2  主要问题
 
3.2.1  方法之上的数据困境
 
数据问题是乡村聚落布局研究由静态量化分析向动态量化分析发展的一个较大的障碍。受限于村落历史资料(尤其是图像资料)的量与质,目前该项工作在我国仍步履维艰。区域卫星遥感影像最早仅可追溯到1960年代,而中国现存大量村落的历史多可上溯至300余年以前,意味着如果挖掘村落空间演化规律,需要从更多的渠道获取各种史料,并利用既存的基础地理图像和史料记录来复建历史空间过程。目前中国村落空间过程研究可利用的图像资料主要有三类:其一,清末以前的图经或地方志内的村图,图像的精确度仅可供空间方位的示意;其二,晚清至民国时期外来者收集制作的具有现代测量学意义的地图;其三,通过当代测绘工作所获的村落地图或遥感影像。
 
鉴于历史空间过程的复建缺乏直接资料,众学者通过综合利用各种非图像化的数据资料和采用多种计算方法,为历史空间的复建提供了两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以历史形态本体为终极目标,在辅助数据不足的情况下遵循大致可能的规律,从现时形态推测历史断面的形态,所得形态属于一种相对合理的猜想。这种研究思路起源于国际地理学领域对历史上较大区域内大尺度地表覆被斑块(如森林、耕地、草地等)的演变过程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已开始渗透到乡村系统尺度上的村落形态复建研究之中。如郭晓东等针对甘肃省秦安县,基于方志记录的人口村庄数量和当代TM卫片,设计数学模型来反推1838—2004年间多时点村落的规模和数量。又如林忆南等针对江苏省历史村落,尝试由数量到空间的分步复建,即由历史人口数据推导特定历史切片内的村落空间面积,并进一步借助现代居住适宜性评价模型在空间中定位村庄,分配村落面积。上述村落空间复建工作对于探究推测历史空间具有较高的价值,但从细节上看,这种空间复建往往因历史资料所限,不得不以一系列假设条件较大程度地简化历史的复杂性,使空间复建成果成为一种尽量合理的猜想,而非精确的复原。
 
第二种思路是以历史时空规律为终极目标,为达到该目标则需要追求所复建形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相关研究者利用现时地理数据并结合各历史断面的多种数据资料,较为严谨地还原各历史阶段的空间形态。此类研究所利用的参考资料不仅仅限于官方文献,还涉及大量的田野调查数据和民间文献。如孙莹等综合采用历史时间断面法、历史文献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对广东梅州市内传统客家村落在唐初至清末时段内的五个历史断面的乡村布点数量、位置和规模进行复建。此外,龚胜生等也采用类似的思路和数据调查处理方法,针对山西303个传统村落,在当代传统村落分布地图的基础上完成先秦至清代时段内八个历史断面的村落分布形态复建。
 
总体来看,村落历史空间的复建工作已经引起乡村规划领域研究者的重视,但既往相关工作的研究尺度仍较为宏观:在空间尺度方面,主要针对市辖或省辖区域内的“乡村系统”展开工作,尚未深入至村域尺度;在时间尺度方面,主要倾向对千年以上跨度的空间变迁展开研究,时间分辨率偏低,且对影响当代乡村文化根基的近几百年内的村落空间发展过程细化研究不足。
 
3.2.2  特征变量的地域性缺憾
 
从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人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因形论形”,而希望更进一步探索形态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村落空间的地域性暗示了形态影响因素种类和敏感度的地域性。因此,在进行空间量化分析之前,有必要根据地域自身发展的时空社会环境辨识可能的影响因素,并通过空间控制力分析对影响因素的特征变量加以取舍。而这一项工作,恰在村落空间形态量化研究中常被忽视。
 
从既往人居空间相关研究来看,人们对影响因素关注点由自然地理条件要素(包括地形地貌、气候、水源与生产生活资料的空间关系等)拓展到社会资源和对外交往条件要素(包括社会经济结构、交通可达性、政策调控下的基础设施状态等),并开始较为全面地兼顾以上两类要素,随社会进程的发展进一步探讨城市化对乡村空间的影响。空间特征变量是空间影响因素的作用表现,包括内在的几何形态变量(如面积、朝向、间距等)和外在的环境关系变量(如高程、坡度、距道路的最短距离等)。在既往各村落研究中,与空间影响因素分析范围的扩展不相同步的是,空间特征变量的选取较为趋同,即惯于根据前人研究经验甚至城市空间研究经验抽取大致相同的变量,而忽视了特征变量本身应具有的地域性,使相应的量化分析与实际空间不能获得较好的特性匹配,从而可能导致乡村地域文化保护工作在“空间特征辨识”过程便开始偏离地域文脉。该现象反映出空间量化分析与相关社会学定性分析之间的脱节,是后续研究需要强化的研究节点。

 


ARCHINA 所有平台上发布的项目、招聘、资讯等内容,部分由第三方提供或系统自动收录。资料版权属于第三方,若信息不实或涉及版权问题,需要版权方和第三方沟通,ARCHINA 将配合对接,并在确认无误后删除涉及版权问题的信息,相应的法律责任均由资料提供方承担。
推荐阅读  
作为一家深耕城市规划和设计领域多年的企业,盛裕集团以精心规划和细致执行为每座城市绘制出充满经济活力与独特魅力的幸福蓝图。这是关于每座城市背后的精彩故事,也是盛裕集团为之努力奋斗的美好愿景。
2024-02-29SJ盛裕 城市规划 SJ盛裕  阅读:11269
2023年9月25日,作为2022/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重要活动之一,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艾奕康设计与咨询(深圳)有限公司承办的“微增量城市更新的破局之辩”学术对话专场活动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圆满落幕。凯谛思Arcadis建筑与规划董事刘严受邀出席。
2023-10-21凯谛思Arcadis 城市更新 城市规划 年会  阅读:3039
不久前,我们习惯于依赖机动车、私人汽车,近年,越来越多人更倾向于使用公共交通出行,并享受这一转变所带来的诸多便利,如适宜步行的街区、功能混合的社区、紧凑开发退让出的更多绿地空间。这正是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简称TOD)通过倡导高效、功能混合的土地利用所推动营造的更宜居城市生活方式。这也是我们目前正亲历和见证的中国城市变化,更是我们所亲身体验到的生活环境变化。
2022-11-12AECOM TOD 城市规划  阅读:5401
对于人类生存而言,除了疫情外,还有如山洪、地震、海啸、战争冲突等等其他突发状况,城市的规划师需要带着前瞻、科学、可持续的思维,洞见一个城市未来可能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他们带着对城市/地区的了解和对痛点的明晰,告诉我们,城市原来可以这样规划。
2022-04-01SJ盛裕 疫情 城市规划  阅读:7569
社区是影响儿童健康的重要场所,寒地城市社区因特殊的气候条件和社会背景对儿童的行为活动和身心健康产生特殊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寒地城市儿童的健康需求,总结寒地城市社区对儿童健康的物质空间和人文社会影响因素,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和减少健康风险因素为基本思路解决寒地城市社区现状问题。同时结合国际经验,针对寒地城市儿童特点,从空间和服务角度提出提高活动空间及设施精细化水平、增强季节性环境利用率与转换弹性,以及加强儿童参与和权利表达等健康导向的社区规划策略。以期提高寒地城市社区的儿童健康水平,推动健康宜居的社区建设。
2021-04-06上海城市规划杂志 城市规划  阅读:5640


评论


请 [登录] 后评论

资讯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