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NA专访筑博执行总建筑师冯果川|市场化带来了建筑设计的趋同困境
阅读:2954 2011-01-07

媒体:《建筑中国周刊》,建筑中国网

时间:2010年12月23日

地点:筑博深圳总部

受访人:冯果川   执行总建筑师

记者:连晓静,樊维佳



 

冯果川有一双非常犀利的眼睛,这也许与他的职业有关。在他的眼睛里观察到的,不仅仅是一条条直线曲线折线表达出了物理意义,更多的是这些线条组成的建筑所代表的内涵。他笑谈自己的职业是建筑师,不是老板,所以对他来说,建筑更多的时候是一场城市文化、经济等多重因素角力的复合结果,他只是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角色而已。

《建筑中国周刊》:作为一个职业建筑设计师,在处理公共建筑、住宅、商业综合体等不同建筑形式的时候,您的设计思路有没有什么不同?

冯果川:你的提问已经在暗示这些建筑类型背后的逻辑应该是不同的。暗示着建筑师在应对这些设计的时候应该关注其差异性。这个时代我们特别强调差异性,似乎差异性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对差异性的迷恋可能只是一种幻觉,只是表面现象。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时代在经济逻辑的支配下所呈现出的趋同。也许,利益的算计和空间的商品化正在史无前例地消灭着差异性,导致我们正在实质性地丧失差异。而作为一种感官上的补偿,我们却拼命地用表面的,虚假的差异性来掩盖深层的单一和匮乏。

就像网游一样,我们自以为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身份,过着各种虚幻而丰富多彩的生活,以此来逃避真实生活的乏味。但事实上这是一个饮鸩止渴的骗局。目前的建筑在表面上在追求不同,但实际上的,还是被同化了。所以我们在思考建筑设计时更关注不同类型、环境中的项目背后的普遍性,单一和匮乏,我们希望和深层的趋同倾向较劲,和经济的逻辑较劲,暴露出这个时代的匮乏和压抑,我们的工作方式可以算作是一种空间政治学,是和资本、权力周旋的工作。

《建筑中国周刊》:您觉得深圳为什么能成为“设计之都”?

冯果川:我和深圳的缘分很简单,因为当时深圳的左肖思老先生给了我一个不用面试就可以获得的工作机会,所以大学毕业就直奔深圳来了。虽然中间我去过北京上研究生,但是基本上来说,我的职业生涯都是和深圳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虽然建筑设计是设计之母,但是深圳建筑设计并不具有特别大的影响力,而相比之下平面设计、包装设计以及室内设计名气要大的多,发展的也比较好,所以获得“设计之都”的称号更是平面设计等其他设计门类的功劳。作为没有什么先天资源的深圳,青睐设计行业这类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价值的创意文化产业是很自然的,所以这个行业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重视。其实“设计之都”应该翻译为“设计之城”,不然误以为是“设计界的首都”。在国际上“设计之城”其实是个产业扶贫的口号,并不是一个荣誉。国际上公认的设计之都,比如伦敦、东京,都没有这么一个官方的称谓,事实上,日本的设计之城是名古屋,在中国就把这个称号给了深圳。

《建筑中国周刊》:现在建筑设计师的作品有“越来越妖”的趋势,您觉得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冯果川:
从根本上来说,越来越妖是因为阉割。阉割,这里主要是指精神上和文化层面上的阉割。表面上我们很自由,很幸福,但是这是以阉割为代价换来的自由。明清以降的中国文化表现出明显的阉割气息。阉割带来的是压抑或者是出现匮乏,这就使人们想从别的方面表现出疯狂或扭曲作为补偿或者掩饰。你看历史上太监往往比身心健全的人更极端更扭曲,也就更妖,他们似乎在用激进来掩盖或弥补身心的残缺,但是适得其反,“妖”反而暴露了他们的缺憾。这个时代是有缺憾的,但人们不愿意面对这种缺憾。建筑界不愿意面对建筑设计的困境,才会出现这么多喧嚣的建筑,这么惊人的建筑。这些尖叫的建筑掩饰了建筑师以及这个时代深层的空洞和贫血,也阻止和代替了沉思。快速发展的造型软件可以让毫无创造力的建筑师做出惊世骇俗的造型,此时电脑显得比人脑更有力量。妖是人被去势后的特征,一种扭曲的、病态的“美”。追求妖也是饮鸩止渴。不如停止尖叫去把“命根子”找回来,妖可以吸引眼球,可以成名,但是换不来尊严。最近温总理提出“尊严论”不是可以清晰地看出类似的意思吗?不要再妖了,人要有尊严地幸福地活着。你看人家都不阉你了,你又何必自宫呢?

《建筑中国周刊》:您在培养年轻建筑师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感受?

冯果川:
我将大多数毕业生称为“两不毕业生”,即一不了解社会现实,不理解市场。二不知道当代建筑学的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也就谈不上能突破创新。实践建筑师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认同并尊重市场的普通建筑师,他们的工作是协助资本进行大规模、高效的空间生产;另一类是对市场和即有模式持批判态度,尝试突破的实验型建筑师。我们的“两不毕业生”正好两头都不靠。所以我对中国的建筑教育很失望,我每年都会问毕业生喜欢哪些建筑师,近十年的答案竟然没改变过。如果把他们的答案整理成一个排行榜的话,高居榜首的一直是安藤、柯布和贝聿铭。所以年轻建筑师进来我们要重新给他搭一个建筑学体系,首要的是重新树立一个建筑学的价值观和认识论。

我在招大学毕业生的时候,第一看这个学生的品质,就是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如说一些和老师关系处不好的学生,我认为这说明他思想活跃,爱折腾;第二就是他软件用的好不好。我觉得毕业生首先就是工具性能力要过硬,比如手绘、模型、软件什么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凭借工具的优势参与到团队的工作中来,也才可能通过工作学习建筑设计。再次就是基本的工作能力,像是沟通能力。再有就是野心,设计出好的建筑的野心。

《建筑中国周刊》:能不能请您回顾一下过去十年的中国建筑设计界?未来十年又会有什么趋势呢?

冯果川:
过去的十年是市场化的十年,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描述这场市场化进程。首先,从设计的主体上看,过去的十年是国退民进,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营大院一统天下的模式被打破,伴随市场经济改革出现了许多像筑博设计这样的庞大的民营建筑设计单位(2000年的时候,筑博只有几十人,现在,筑博是700多人的大型设计机构),而且不少就是脱胎于国营大院。其次,从设计的环境上看,出现了比较完善的设计市场,所有设计机构都在这个大市场里竞争。再次,从建筑的性质上看,过去十年是中国住宅市场化,商品化的十年。以前建筑几乎都是公有财产,现在绝大多数建筑(特别是住宅)都是可以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再次从设计单位的管理上看,出现了企业管理的概念。在建筑设计这个圈子里讨论上市、资本运作的人也多了起来。人才结构上也发生了变化,从纯粹的工程师、建筑师,脱胎出了职业经理人。这十年,就是一个完整的市场化进程。

关于未来我不能预测整个行业的趋势,但我可以简单描述我们未来的工作方向。我们在前面的谈话中已经涉及到一个消费主义和中央集权相混合的社会,这个社会中建筑越来越充当着虚华浮夸的布景,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布景上撕开缝隙暴露出时代深层的匮乏,我们更愿意从社会学、心理学而不是美学的维度去探寻建筑的能量,用我们的设计去搅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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