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地图就能发现，黄浦江经由临江路渡口向西南延伸，勾勒出国帆路的轮廓，不疾不徐地铺洒成一张水网渗透进新江湾城的角角落落：水系与植被交缠，构成一张充满诗意的自然画作。

无论是否名山大川，“自然”都是备受文人雅士推崇的居所。正如新江湾城用一片绿与一脉水滋养出浓厚的文化底蕴，滋养了百年复旦、“上海最美图书馆”、同济一附中……

水是否有灵尚未可知，但水系的存在让原本就贴近的地块有了更深的联系，从景观与文化属性上升到心理层面。它黏结、凝聚了周边地块的脉，也成为融信世纪江湾设计里非常重要并独特的条件。

不仅在空间层面，以立面为切入点，也能窥见一些与文脉找联系的设计意图——以立面之形，达文士之心。

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时常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如何取舍庙堂与江湖、如何平衡外界与内心。即使在当代，这些也不曾改变：五花八门的“现代人通病”何尝不是源于这样的困惑。

如何以外部世界为媒介，找到表达自我的度与方式。

在空间层次上，就演变成了传统的空间偏好。古人们用院落与高墙将空间一层层封闭起来，赋予空间一种典型的内向性。

“各人自扫门前雪”客观描述了这样的关系：户外空间通过一堵院墙被分成“公”“私”两块，而“私”的部分保留了相对的独立性鲜受外界影响。

然则这看似相克的两极却达成和解：高墙深院是内向型的私人空间，也是户主表达自身意趣的窗口。

简而言之，我们偏好的是窗口大开的私属领域，亦是可被外化的内向型空间。

融信世纪江湾的立面使用大量框架作为形式母题——区分出不同的居住单元，在立面承担“院墙”的功能：圈定某一层级的空间，暗示界限，从而建立起私属的领域感。

无需改变空间就能建立这样的心理关系：框架成为一种“弱动作强作用”的立面手法。

框架除了向内切割立面层级（从而暗示空间层级的切割），也可以向外联通“公”“私”两种空间：大框架内嵌套的小框架（大块玻璃面与转角窗）如实地反映室内与室外的交互关系，恰似“你在窗边看风景，窗外的人在看你”——成为观测外界的“取景框”，与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橱窗框”。

退开去说，框架是锁起深院的高墙，也是逸出高墙的树枝；是构筑“私属感”的屏障，也是其上洞开的窗口。

从人与框架的关系来看，又能有新的发现：框架为人构建出同时具有内向性与外向性的立面属性，而人则用自己的生活填充框架，参与进构筑立面的过程。如同书之于书架，展品之于橱窗，珍宝之于博古架。

除了框架，在人视尺度上对细节的推敲也是融信世纪江湾立面设计中的重要一环。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古人推崇的君子之风，强调的是在人的感知范围内提供更多更精致的细节。

在立面设计过程中，人们往往关注整体的关系，控制在能够完整看清立面的距离上所能够关注到的尺度问题。

融信世纪江湾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细致的深化，除了保证中景及以上的整体效果，也通过大量细节提升立面在近景与特写距离的精致度。

两公分的线脚、几毫米的金属折板……小尺度的细节提升了立面的挺括度，更是为了那些靠近建筑与使用建筑的人们的视觉感受而服务的——立面不再是纯粹对外的“面子工程”，何尝不是前述“双向性”的一种表现。

选材与材质选色亦遵循传统偏好，金属凌厉的质感与石材温和的光泽如侠者之暗藏锋芒与君子之温润端方，暖色调则增强了《中庸》所推崇的圆融特质。

人们常常会把立面当做形式大于意义的“凹造型”，然则融信世纪江湾尝试提出新观点：赋予形式本身以意义。

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通过立面构建出相对完整的逻辑，在空间之外赋予建筑新的气质。它对于内部与外界一视同仁地记录并呈现，成为周边文脉的呼应者与自身的发声器。